中国摄影师的双重参照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中国的摄影师通过民间的渠道看到了法国摄影师马克•里布的画册《中国》和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的画册《毛以后的中国》，对大家的振动很大。这两位外国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此前所见中国摄影师的照片大不一样。前者真实生动，后者虚假、呆板。当时我们的一些中国的年青摄影师就暗下决心。再过20年，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不能靠光外国人来记录。 　　1981年，原美联社著名摄影记者刘香成曾对中国记者说：“中国人只会拍日出日落、老人、小孩和女人。” 　　1995年，他在香港主持M图片社时曾对我说："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盯着中国，但是，中国的摄影师都在睡大觉。” 　　2003年，由广东美术馆主办，FOEOE.COM承办的《中国人本》影展很成功。不仅被上海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借展。2006年5月还将应邀赴德国的柏林汉堡和法兰克福等五个城市的博物馆展出。本人有幸参与了该影展的策展工作，我们走了全国20多个省，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看到他们10多万张照片和底片。从中选出了250位作者的601张参展作品。这些作品只是冰山一角，但已可以看到中国的摄影师已不再“睡大觉”，不再是只会拍日出、日落以及老人、小孩和女人，也不是只会奉命拍摄的工具了。他们中有摄影记者，有前卫艺术家，有业余发烧友还有商业摄影师。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真实、拍自己所见，表达自己所思。 　　到了1987年之后，我们这一代摄影师已渐趋成熟。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于是，摄影界兴起了“理论热”。这“理论热”对摄影界突破老的教条和禁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我认为这理论热如果仅停留在辨别是非对错和指导大方向的层面上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人家文学有文学史，美术有美术史；我们入行当摄影记者也必学新闻史，而我们摄影界却没有像样的摄影史。没有史何谈真正的理论。 　　这些年，当我听到四月影会发起人王志平对我说：他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及“四月影会”影展期间的作品都已丢失了的时候；当河南某朋友告诉我他手头的底片除了得过奖、发表过的几十张以外，全都随手丢了；我还见到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前辈正焦虑地收集整理自己的底片和小样，希望能出本自己的画册，这些老前辈的底片有很多都在文革中被‘破四旧’销毁了。我们这一代的底片也正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自生自灭……记得2002年年底，侯登科生病垂危的时候，朋友们在媒体上呼吁“摄影师的作品谁来收藏！” 　　大概也是在2002年，由于西方人办的画廊开始收藏中国摄影家的当代摄影作品，摄影收藏及其高额的收藏费成为摄影界热门的话题。 　　我认为，西方画廊收藏的中国作品主要是观念的、前卫一类的艺术品，而且这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是有西方人参与的，他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背景，有艺术理论的支持。但中国的纪实摄影、新闻摄影、沙龙摄影主要是本土摄影史范畴的事，它们的收藏价值还有待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而史论的研究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连文本都没有整理收集起来，怎能写出中国摄影史。没有文本，没有史，理论也只能建立在沙堆和碎片上了。没有史、没有论、图片收藏连风险投资都不算。而外国人是没有义务帮中国整理中国的摄影史的，只能靠我们自己。 　　今年，沙飞的女儿王雁编著《沙飞摄影全集》、《沙飞摄影选集》、《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等6部著作。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中国摄影师一生的大部分摄影作品和他的年表、论文以及人生故事。我认为她为后人在整理中国摄影史时做出了一个范本。王雁用了10年的工夫，采访了上百个沙飞的见证人；请教了各方面的专家收集了大量有关沙飞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把沙飞的全部可找到的底片和照片作品都扫描成电子文件。这是中国摄影史的一份宝贵财富。 　　今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各媒体刊物登载了大量抗日战争的图片。其中有卡帕以西方记者的身份记者拍摄的图片；有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片，还有日军拍摄的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图片。 　　台湾的图片收藏家、编辑秦风先生向大陆媒体提供的大量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记者拍摄的图片里，有许多非常好的摄影作品，可惜它们的作者都无从查考。从现有的资料看来，在二战的中国战场上。只有沙飞和卡帕的众多成系统的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宽阔的视角，深入采访的功夫以及他们突出的摄影风格。 　　在今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有一位外国摄影师看到了《沙飞摄影全集》赞不绝口。有中国的朋友告诉他：“沙飞是中国的卡帕。”那位外国摄影师说：“不，他比卡帕还要棒。”我认为，沙飞在二战摄影史中的地位有待学者的研究，但他所拍摄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本身就是二战中的奇迹。他不仅拍摄了鼓舞中国人士气的《战斗在古长城上》等作品，而且拍摄了日军暴行的罪证，以及抗日军民的战斗场面，还拍摄了根据地的生产、训练、妇女解放、医疗卫生、文化生活以及军政建设等方方面面，他还为《抗敌报》和《晋察冀画报》的创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中国摄影史上的沙飞和中国音乐史上的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还有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一样的伟大。 　　沙飞不幸英年早逝，沙飞有幸有女长成。王雁把一个活生生的沙飞和他伟大的作品从历史的尘埃中拣了出来。 　　法国著名的策展人阿兰.朱利安是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广东国际摄影双年展和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多次提醒中国摄影师和策展人不要对外国摄影师的采取仰视的态度。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初开，我们见到了丰富多彩并且正在飞速发展的世界，那时侯我们产生自卑感，还情有可原。那么，今天中国摄影师中不时流露的自卑感，就怨我国的出版机构没有翻译出版好的世界摄影史以及众多摄影大师的画册；怨我国的摄影文化机构没有认真投入人力、物力梳理、研究中国的摄影史。 　　好在中国有了许多国际摄影节和摄影展，使我们的眼界越来越打开了，也为中国摄影师提供了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使我们能与外国的摄影师平等对话了。 　　20世纪90年代末，马克.里布的影展在北京举行。有朋友看了他新近拍的中国说：“马克.里布老了。”我说：“未必！你过20年以后再看，他拍摄的今天的中国的信息我们不一定就拍到了。”其实，中国摄影师永远需要外国摄影师作为参照，也需要中国摄影史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