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千年古物重放光彩

　年近六十的霍海峻拥有这样一双妙手，因为主修青铜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种铜锈、碎片打交道。作为故宫博物院科技部金石钟表科的科长，面对故宫内部与各地文物单位送来的出土文物青铜器、陶器、瓷器、珐琅器，他与同事们需要修复的宝贝真是不少。 　　故宫里的宝贝浩如烟海，声称百万件，却远远不止。那些精美的古代艺术品也并非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完整无瑕，而是经过妙手的清理与修复。年近六十的霍海峻就拥有这样一双妙手。作为故宫博物院科技部金石钟表科的科长，面对故宫内部与各地文物单位送来的出土文物———青铜器、陶器、瓷器、珐琅器，他与同事们需要修复的宝贝真是不少。 　　院里刚召开完一个关于壁画修复的研讨会，办公室内就运来一批破损的壁画。这批壁画在库房已经搁置了半个世纪了，科里从事书画修复的人多专于纸本或绢本，对壁画下的工夫不深。霍海峻穿上蓝大褂，架上老花镜也投入修复了工作，当他仔细研究了历代壁画的图册后，发觉这批壁画真假混杂。 　　越是近在身边的东西，越可能忽略它的存在。当霍海峻推着他那辆老式自行车接我走进故宫的时候，我忽然发觉自己已经有五六年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了。 　　霍海峻与故宫可是朝夕相伴，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进宫”算起，他在故宫博物院已经度过了整整40年的光阴。因为主修青铜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种铜锈、碎片打交道。从当年一名技校毕业的学生到现在的副研究员，即将退休的霍海峻回头想想：“干这行以来大概修复了几百件文物，这有数的几百件都是修复工艺比较复杂，级别也比较高，那些只需要粘粘补补的物品究竟修了多少根本数不清了。” 　　■幸存下来的班簋非常棘手，完成修复后，他第一次感受到“成就一件千秋功德”后的自豪 　　技校毕业后，霍海峻先在故宫干了几年的消防工作，后来市公安局接管消防队，原来的建制解散了，从“干校”锻炼回来的他就被分配到了科技部。 　　“文革”期间，故宫里的文物修复工作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师傅赵震茂就带了霍海峻这一个徒弟。也许因为在学校学的就是技术性的专业，到这个部门工作，25岁的霍海峻感觉一切都很有意思。工厂里讲的榔头、扁铲、钳子，修复文物一样用得着，焊接、做颜色，更是吃功夫的手艺。 　　“有的出土青铜器，既没有金属的光泽，也没有金属的重量，拿在手里都失重了，这样的器物相当难焊接。”师傅手把手地教，对待没有铜性的器物，他有自己的诀窍。烙铁的温度，锉出的焊口的形状，都非常讲究。师傅干了一辈子的修复工作，技术高超，他讲得细，霍海峻也学得认真。当初面临一堆碎片经常费尽心思，摸不着头脑，晚上都烦得睡不着觉；后来他已经能举办培训班，前后为全国培训了20多位文物修复人员。 　　学徒三年，对第一次跟随师傅修复的重大文物，霍海峻记忆深刻。“文物的名字叫班簋，班是一个人的名字，簋是古代用来盛饭的一种器物。乾隆时期的文人曾把古代闻名的器物都画了图出书记录下来，《西清古鉴》中也提及了这件班簋。”然而郭沫若先生对书中描绘班簋的图样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那上面的兽面纹有过于美化的嫌疑。由于班簋一直没有现世，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它，因此也就无从辨别真伪了。 　　1972年，班簋在无意中被北京市文管处一位叫程长新的老先生发现。令人惋惜的是这件国宝几乎已经成为一堆碎片，被抛弃在当时通县的一个废铜堆里，马上就要送进熔炼厂了。 　　“‘文革’前国家修复文物的专业人员就非常稀少，再加上‘文革’期间又断了档，当时全国总共也就十几个人能修。”程先生与霍海峻的师傅相熟，也信任他的手艺，班簋被送到了故宫博物院。幸存下来的班簋非常棘手，除去拼对、焊接一堆碎片，还要翻模补上缺失的腿，记录班出征有功的196个字的铭文也丢失了两个字，需要补齐。在师傅的指导下，霍海峻一步步完成了修复工序，为了补上铭文中不见了的字，他特地找来《西清古鉴》进行校对。几个月后，郭沫若先生特意赶来观看修复好的班簋。 　　“他看见花纹配齐了，器形也完整了，说修复好的班簋冰释了以前的疑问，《西清古鉴》中的记录确实是错误的。”班簋最终被送进了首都博物馆，至今还陈列在那里。霍海峻也第一次感受到“成就一件千秋功德”后的自豪。 　　■完成一件青铜器修复的背后，是对铸造、金属加工、美学、历史多项学科的掌握 　　完成一件青铜器修复工作的背后，是对铸造、金属加工、美学、历史多项学科的掌握，这些都逼迫着当年的霍海峻必须打开眼界，不断学习。 　　“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比如器皿的足，商周时期的是直腿，到春秋时期就变成马蹄形的了。器皿上的纹饰也一样，商周的饕餮纹比较多，西周就是夔纹，不同器型的纹饰也不相同。” 　　这都是修复过程中拼对碎片时的依据，如果器物恰好为素面，就不得不按照青铜器生锈的锈色进行内外两面的对接。对今天的霍海峻来说，即使是几件器物的碎片混杂在一起，他分辨起来也一样游刃有余。修复工作同时还需要男人的大胆与女人的细心，有些变形的器物要将它撑开，用力过度很可能爆裂，给后面的工作带来进一步麻烦，又不能害怕爆裂而畏首畏脚，因此对适可而止的分寸不是轻易就能拿捏住的。 　　自称有着女人一般细心的霍海峻总能发现别人不经意的蛛丝马迹。五年前工作人员清理太和殿内的文物，在刷洗铜仙鹤的时候，霍海峻发觉仙鹤的后翅里有个销子，拔出销子后里面露出一架小机器，转动那机器，铜仙鹤便嘎嘎叫起来，而且还有一根铜线带动鹤嘴一张一合。这个意外发现让霍海峻感到很新鲜，他询问了院里的几位老先生，可他们都不知道仙鹤能叫，档案上也没有相关的记录。也难怪，“故宫里的东西太多了，清查文物时对每件器物都进行仔细的描述不是一件易事”。 　　修复文物，不仅要恢复原状原貌，更要恢复原有的神气，这恐怕是修复工艺的最高境界。因为陈列的需要，霍海峻与同事们也制作复制品，由于要替代真品，必须形神兼备，因此细致的做工常常能够乱假。他们制作的一些复制品被允许出售后，就曾经闹过笑话。 　　“一名顾客从我们这里买了一些爵杯的复制品，不知为什么把‘故宫复制’的印记都抹掉了。结果他在广州出关的时候被扣留，海关和当地的文物部门都认为他携带的是国家文物，他怎么解释对方都不相信。后来广州海关来北京询问我们，我当即就又给他们拿出一批一模一样的来，弄得他们哭笑不得。” 　　■细心的霍海峻在一片瓦头上发现了一枚“泰昌通宝”钱币，几百年来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却触动了他 　　师傅对知识分子有些看法，觉得他们只善于纸上谈兵，霍海峻并不同意：“和专家们接触对我帮助非常大，他们当中多是从事金石考古的专家，我们相比之下就好像文盲一样。比如古代的文字本身就难认，铭文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要求助于他们。还有很多器物从来没有见过，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查书，不看资料怎么行？” 　　上个世纪80年代，霍海峻已经担任了金石组的组长，他接受五塔寺的委托修复一座明代的铜塔。铜塔原来坐落在长椿寺内，“文革”中被砸了，扔在了北京市考古队，后来又挪到了五塔寺中。 　　“塔高将近10米，是国内现存最高的铜塔。它一共有8个面，一面门一面窗，两两相对。门窗两边应各站一尊佛像，但佛像的面目和站立的方法都没人能弄清楚。” 　　霍海峻修复文物有个原则，如果无据可靠，宁可不修，也不能乱修，以免贻误子孙。他考察与长椿寺同时代的天宁寺和西八里庄的砖塔，又跑图书馆查阅资料，终于从《旧都文物略》里看见一张照片，得知站在门两边的是金刚，站在窗两边的则是供养人，于是他据此带领七八个人将铜塔修复起来。 　　修复过程中，细心的霍海峻在一片瓦头上发现了一枚“泰昌通宝”钱币，这应该是明代一个好事的铸塔工匠按上去的，几百年来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却触动了霍海峻。 　　“人们一直认为铜塔是明万历年间铸造的，从这枚钱币来看年代肯定不对了。”霍海峻了解这段历史：万历皇帝死后，接位的泰昌皇帝在位一年后紧跟着也死了。泰昌皇帝的儿子天启继位后为父亲铸了“泰昌通宝”钱币。根据这枚钱币和前人为铜塔写下的一篇文章，霍海峻重新设定了铸造时间的上下限，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霍海峻形容自己的职业就好像是医生 　　霍海峻形容自己的职业就好像是医生，而需要他们医治的就是那些等待修修补补的文物。尽管几十年来文物的修复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对待一些顽症他们还在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法。比如青铜器上的有害锈就非常令人头疼，它极其不稳定，在外界条件的作用下不断由碱式碳酸铜变成氯化铜，遇水再由氯化铜变回碱式碳酸铜，反复恶性循环，器物就会逐渐烂掉。 　　“我们修复时一般将这块烂铜挖掉，再补上。但这只适用那些有一两个烂点的器物，有些器物上的烂点分布得密密麻麻，根本挖不尽，只能采取保守的方法，渗透一些树酯材料，把有害锈封在里面，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有害锈恰巧出现在铭文上更是棘手。“铭文不能轻易挖除，因为信息一旦缺失，就会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障碍。”霍海峻认为自己的修复手段从整体上来说还是继承传统方法，就好像中医一样。传统技术毕竟有它牢靠的根基，应该根植于此，但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修复人员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材料，融现代技术于传统之中。 　　■与国外的同行相比，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文物修复理念 　　在交流中霍海峻发现，与国外的同行相比，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文物修复理念。出土的青铜器常常被土或是铜锈掩盖，如果盖住的是纹饰或铭文，就一定要将覆盖物去除，对于全世界的文物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项共识。然而单“去锈”一个概念在中西方就存在很大的差异。 　　“我们去锈是将表层的浮锈去掉，保留锈蚀。中国人认为锈蚀斑斑才是真正的古物，也正是从锈蚀的不同才能看出器物的年代，甚至出土地点。气候不同的地方，产生的锈蚀是不一样的。”但对西方人而言，他们并不拥有像中国这样古老悠久的历史，也不了解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理解，因此他们去锈，就是把所有的锈蚀都清除干净，亮光闪闪在他们看来才是“恢复原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保护官员来博物院时，霍海峻曾向他提出自己的疑问：究竟什么才叫“恢复原状”？去锈到底该达到什么程度？这位官员认为两种概念对于各自的国家都是成立的。 　　霍海峻很赞同他的回答，文物保护工作不仅要有国家特色，还要有地方特色。对前来培训的地方博物馆人员，霍海峻就对他们说，修复文物，掌握基本原则、基本手法就可以了，回到自己的博物馆决不能照搬故宫的路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需要因地制宜。 　　“即使我们到地方去协助修复工作，也要事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江西，那里潮湿，修复的材料必须要耐潮。去广东，那里的潮湿与江南的潮湿又不一样，属于海洋性的，带有盐分，选用的材料就要特别注意这点。”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将他的性格与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科技部所在的故宫西院，曾经是打发前朝皇帝嫔妃的地方，现在在这里工作的人也一样要甘于寂寞吧。修复好的文物上，并不会记载下修复人的名字，当我们站在一件古代珍品面前时，也难以了解它经历了怎样的妙手回春。就像太和殿里的宝座，刚从库房里找出来时好像一堆破劈柴，经过七八个木工师傅的拼凑修复，才有今天华丽的模样。但霍海峻觉得自己、他的师傅和那些前辈们，他们一辈子似乎都是心甘情愿的。 　　“将一件文物修复完整，让观看者从内心发出感叹：原来我们国家的古代文明如此发达，我就很满足了。修复好的文物，不仅给观众传达一种信息，还为专家提供一个好的研究条件，这也是我们修复人员的责任所在。” 　　尽管对文物已是司空见惯，但霍海峻丝毫不会怠慢。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将他的性格与生活习惯都改变了。拿一只杯子，他势必一手持把，一手托底；把一个较大的铜尊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如果周围有人，他肯定一手怀抱，一手伸在面前护卫，真像对待自己的眼珠一样。一次他在家里看报，儿子刷碗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因为需要，科里有时候也修复瓷器，听到啪的一声，他当时便被吓得怔住了，随后才想起自己是在家里呢。害怕听声响，几乎成了他的职业病。 　　霍海峻带的徒弟也有好几批了，可对自己的师傅依旧念念不忘。他觉得正是师傅在身边的时候，很多难题都经历过了，知道如何处理，才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大树底下好乘凉。然而他又觉得自己不能像师傅那样，仅仅懂得修，而是要做一架人梯，承上启下。师傅的手艺要继承，提高完善后再传给年轻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