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的蜀中书画缘
齐白石的蜀中书画缘
齐白石的蜀中书画缘
时间:2006-09-11 15:02:00 来源:中国书画》2006年09期
名家
>齐白石的蜀中书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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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雨细鱼儿出 132×33cm 纸本墨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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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老人自述》记载,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齐白石74岁时,他说:“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来快信,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我去。”并于五月“十六日到成都,住南门文庙后街。”白石老人所述的这个“姓王的军人”,就是王缵绪①。
如白石老人所述,他与王缵绪的交往,始于王氏的求印购画。约1931年,王托了在北京的友人请齐白石刻印,彼此通讯,王曾一再邀请白石老人蜀地游玩,说入蜀可挣丰厚润资。据郎绍君先生文,当时王并赠给白石老人一个侍女,以为他“磨墨理纸”,齐白石作《梦游重庆》诗,对此专门题款说到:“王君治圆与余不相识,以书招游重庆,余诺之。忽因时变,未往。遂为万里神交。强自食言前约,故梦里独见荆州。”诗曰:“百尺红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1932年7月,齐白石作了精妙绝伦的《山水十二屏》赠王缵绪,据说堪称白石山水画的极品。在其中《梦中蜀景》一屏中,就题了《梦游重庆》这首诗。王赠给白石老人的侍女淑华,在侍侯老人近一年后,送归家乡。
齐白石1936年到四川,一方面是因为王的邀请,另一方面是他的第二个夫人胡宝珠是四川丰都人,可以借此机会返乡探亲,所以当时齐白石是带着宝珠和两个最小的孩子经汉口,过沙市、万县,抵嘉州,到成都的。这一行,齐白石有不少的收获,认识了不少艺朋好友及门人弟子,包括神交多年当时又正在成都的金松岑、陈石遗、黄宾虹等人,也游览了“川中山水之佳”青城、峨眉等。上世纪90年代,我还曾经在报纸上读到有成都的画家回忆甚而至于演义齐白石来川住在文庙后街为达官贵人作画时的盛况,说送来的润金高高垒起在画案一侧,很多求画的人在画室门外院子里排队等候。白石老人手不停挥,但对这些“没素质”的“富人”求画没有多少好感和热情。当见到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汗流满面拉来一个急吼吼地想求画的官绅,白石老人却将刚画完的一张蔬菜小品给了那个看来劳累不堪的车夫,并叮嘱他快拿回家好好保存。我不知道这样的美文与我所见到的文庙后街到底哪个更为真实,但我知道,齐白石一生来四川这么一趟,他其实最终是并不很高兴。我相对还相信一些这样的说法,是王缵绪请来齐白石后,住在这文庙后街的治园里,一方面又为王刻印、作画,另一方面,是王向齐白石出示了很多他历年的所谓收藏,请齐白石代为鉴定,要求齐白石在鉴定后的作品上题记作跋。让齐白石为难的是,王出示的这些东西大半是赝品。以白石老人的品性这是很难“双赢”的事情。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齐白石来川“走穴”前,王缵绪原来答应给3000元酬金,等他真正离开时,王只给了400元。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不爽,使齐白石在《蜀游杂记》中写道:“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5年后,81岁的齐白石又在《蜀游杂记》末页题了两句话:“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蜀游使白石老人对王缵绪这个“神交”有了认识,后来就不再往来了。前述白石老人口述自传谈及蜀游时,只说“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云云,连王的名字也不愿意指明了。这样的人,我们当然也不愿意他顺着白石老人的大名和成就而沾光得利的。
但令白石老人和我们甚为欣慰的,是蜀中书画界的朋好尤其是他的几位门人弟子给了他很好的礼遇和慰藉。就在白石老人这次蜀游到达成都后,他在北京3年前接纳的门人余中英②就邀请白石和家人到他的家中居住,盛情款待。在此之前,余还通过齐白石的介绍,认识了徐悲鸿。1934年夏初,徐悲鸿到成都,余中英将徐悲鸿尊为上宾,专程陪同徐悲鸿游览了峨眉山等川中名胜古迹,力尽东主之谊。据《成都新方志·郫县志第二十六篇人物传略·余中英条》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余中英率部被刘湘改编,任二十一军独立第三旅旅长。后辞职,偕妻赴北京旅游,在京结识大画家齐白石先生,相见颇为投契。余欲向齐执弟子礼,齐白石认为余虽为军人,但心性儒雅,在书画篆刻方面颇有造诣,遂以师友之礼相待。余从齐白石习书作画,虚心求进,二人过往甚密,常有合作佳品,至今犹有存者。”事实是,余中英在当时的确拜门成为齐白石在四川的有记载可查的几个弟子之一。据成都市博物馆邓代昆先生介绍,当年余中英在北京拜师齐白石后,“耽京师八月,与翁连床彻夜,日聆诲教”。白石老人对待余中英,“爱之如子,待之如友”,在余中英行将归蜀之际,“翁戚戚然若有所失”,为作《送余中英归蜀》四条屏。此四纸一堂《齐白石翁送余中英归蜀画屏》③,现就收藏在成都市博物馆。邓代昆和拜观过原件的蜀中书家谢季筠先生都说,实“亦馆藏之精绝者”。
我见过原件的是与余中英差不多同时(1934年)在北京拜门并更为白石老人赏识的门人罗祥止④的作品。那是一本解放前北京荣宝斋所出的罗祥止原拓印谱。大约1991、1992年间,我时常到成都西安路一个小巷子去拜访谢季筠先生,无事狂聊“冲壳子”,实际是为了请益顺带看看谢先生的藏书。在多次的往来摆谈中,谢先生谈到经历的旧事。1968年底,谢先生的父亲过世,谢往提督街成都刊刻工艺社内有齐白石题名的“门人罗祥止治印”的罗祥止的店铺去报丧信(谢是罗的学生)。罗祥止大为震惊。因为他素重谢父谢尊三先生,多次提议谢季筠安排他与谢父见面。而今面尚未见而人已逝,罗甚为遗憾。当即为刻《虚斋》(谢季筠先生号)一印及两面边款,备述与谢父因缘事。刻完,谢季筠准备离开了,罗又叫住了他,说准备送一个东西给他。谢即随罗到家去取,原来是齐白石手批的荣宝斋所出的罗祥止原拓印谱。其中齐白石圈点、高度评价、誉扬罗祥止印艺之处甚多。有报章载,当年罗祥止在北京随白石老人学印离京之时,白石老人认为他学的好,曾为其刻《吾道西行》一印相赠。据说罗祥止还是为齐白石代刀笔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甚为遗憾的是,在我们最近的一次交谈中,谢先生告诉我,因为特殊的原因,“情况紧急”,那本珍贵的印谱“在很多年前,已经不在我手里了”。与齐白石和罗祥止有关,我亲见过原件的,还有2005年5月到北京参观流行书风第三届展时,在中国美术馆“馆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任伯年精品联展”上见到的齐白石画赠罗祥止的《教子图》,曾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和重点评述。该作品为四尺单条,画一母亲坐在高椅上,教责匍匐在地的小儿。画面右端,从天到地题长跋约四行,大意是说,罗祥止来京从余(白石)学印,十分用功而且技艺高超,相处融洽,感情深厚。现在罗祥止准备返蜀,其情难舍啊。临别之际,祥止向老夫回忆起幼小时不懂事,用功不勤。母亲曾经严为苛责。幼小不懂事,而今想来甚悔。就拟请白石为绘《教子图》,以常为思念,也常作砥砺。白石闻之,不禁也想起自己少小时事,对祖母、母亲的教诲深深怀念。就写下这幅图送给祥止,一为应请,一为他返蜀的纪念(大意,据记忆)。成都张景岳、西蜀贺宏亮等多人看过这件原件,一致赞为白石老人人物精品,题跋史实又多,真正难得。只是不知道怎么流入中国美术馆成为馆藏了。
同样为公家博物馆收藏而又与蜀有关的齐白石作品,是我在2004年底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公开展览中所见到的齐白石画赠成都杜甫草堂《花鸟四条屏》,笔墨老辣、线条恣肆酣畅,墨色生动,意态恬然,为齐白石94岁时极难得的精品。据草堂博物馆专家介绍,这是齐白石应草堂的邀请专门绘画的,上面有成都杜甫草堂的上款。昔年陈子庄曾到草堂博物馆专门欣赏了白石老人这四件作品,非常尊敬地说:“这几幅画,是齐白石非常好的东西。他90岁后的东西都非常好。”
当然,传说四川还有一些书画家与齐白石有过交往,比如说陈子庄,因为年轻时在军界、政界做一些事,大约也与时任四川省主席的王缵绪有些交往,并曾于抗日战争前,齐白石、黄宾虹先后寓居成都、下榻王家时,“陈子庄因得到他们的教诲而眼界大为开阔,……从而决定了他的艺术走向”。但我不知道需要怎样才能确证这样的事实。我想的确还会有一些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参与了当时的接待和见面,或许只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参加了某个雅集,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交流和切实的印象吧。
注释
①王缵绪(1887~1950年),四川西充人,字治圆,早年就学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
②余中英,原名世泽,又名烈,号兴公,四川郫县人,民国时曾任成都市第九任市长。学者,书法家,白石翁之弟子也。余氏少负奇志,尝投于蜀中宿儒赵熙门下。广结交,与徐悲鸿、张大千、谢无量为文艺友。解放后,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省分会副主席、四川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川中各地名胜古迹多有他撰写的对联或题字。
③邓代昆《记齐白石“送余中英归蜀”画屏》:“成都博物院藏齐白石翁送余中英归蜀画屏,四纸一堂,乃翁画作之上品,亦馆藏之精绝者。余中英,号兴公,四川郫县人,学者,书法家,白石翁之弟子也。余氏少负奇志,尝投于蜀中宿儒赵熙门下。广结交,与徐悲鸿、张大千、谢无量为文艺友。一九三四年秋,负笈游燕,耽京师八月,与翁连床彻夜,日聆诲教。翁于余氏,爱之如子,待之如友,及余氏告归,翁戚戚然若有所失,此则四纸所由作也,所谓‘当车’(第四纸跋语)之赠也。齐白石翁,人中龙也,禀绝世姿,以一僻乡农家子,终竟能超群逸类,成一代宗师。翁于诗书画印诸艺,皆能自出机杼,发前人所未发,尝自论云:‘吾独到处,如令前人见之,亦必钦佩。’其自信也如此。翁之艺术,举世共宝,其所遗虽富,然迨自今日,不论公私藏品,皆如护家珍,秘不示人,偶有新目面世,则已如睹凤觏麟矣。噫,埋玉沉珠,何异瓦砾,素为我所不取,故今将四纸刊出,愿天下同好赏心而悦目焉。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六日于古大圣恩寺中。邓代昆记。”
④白石老人自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我七十二岁。……上年罗祥止来,向我请教刻印的技法,求我当场奏刀。我把所藏的印石,一边刻给他看,一边讲给他听。祥止说:听我的话,如开霹雳,看我挥刀,好像呼呼有风声,佩服的了不得,非要拜我为师不可,我就只好答允,收他为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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