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拍影像稿件

首开国内影像拍卖先河 基于对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判断，华辰在此次秋拍中适时地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影像拍卖专场，成为今年国内秋拍的最大亮点之一。此次入拍的130余幅照片中，多数为记载着重要历史事件、社会变迁和人们生活常态，长期在社会生活中频繁曝光且为中国摄影史所无法绕过的纪实摄影家及其代表作品。除此之外，时下名声正著的中国当代摄影师的作品也悉数收入。 老照片：尘封的珍藏 吴印咸作为延安时期拍摄中共领导人的摄影家为国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毛泽东在延安》记录的是毛泽东在1942年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上讲话的情景。据他女儿吴筑清回忆，这幅用过期四年的日本胶卷拍摄的主席照成了吴老一生的最爱而长期挂在家中。 身为吴印咸学生的李振盛是第一位被美国《时代周刊》作 “ 封面报道 ” 的中国摄影家。其代表作品《虔诚者》，在中国及世界均属见报率最高的经典照片之一，并被哈佛大学等著名机构所珍藏。此次入拍的《虔诚者》是第一次洗印时的照片中留下的唯一一张。《在天安门广场跳忠字舞》则向世人展示着“忠字舞”这一符合历史情境的“创举”，同时亦成了全体国民记忆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话题。 毛泽东身着军装臂戴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影像，被人们熟知是那张曾经贴在中国城市、乡村千家万户中的彩色宣传画，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版的毛泽东像中印刷数量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一种。吕相友先生的黑白照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便是其原始影像。 著名摄影师和历史事件：挥之不去的记忆 让那些消失了的但不能忘记的过去得以保存下来，将一刻变为永恒。这种记录精神是著名摄影师及其作品被载入史册的理由。可贵之处在于，此专题中的作品均为摄影师的代表作品，且均由摄影师本人提供。 徐肖冰、侯波这对革命伉俪的摄影作品一直被国内外所称道。徐肖冰的代表佳作《延安的哨兵》照片构图新颖而美。一般常作留白的画幅上部，布满伸展的树枝，画面主体（哨兵）处于正中半空，远处地平线上的天空在人的下面，画面中各个视觉元素的形状、位置、明暗配置得极富美感。徐老自评其为“最真实的形象。最真实的感情，最自然的瞬间”。而侯波则是毛主席生前专职摄影师。她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中，毛主席头戴便帽，身穿蓝色大衣，背着手站立在海边，背景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主席大衣衣角被迎面吹过的风微微掀动。这一经典形象成为一种虔诚的符号被张贴在当时的千家万户，更被烙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在翁乃强的《回放》中，天安门城楼下手拿“红宝书”的红卫兵如海洋般涌动，独特的拍摄角度使得天安门城楼俨然一艘巨轮的船头，毛泽东如舵手般站在城楼最前面，向红卫兵们挥舞着帽子。虔诚与热情，真纯与狂热，压抑与冲动，沉默与暴力……构成了属于那个年代特殊的氛围、声音、情调和色彩。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人产生心灵的触动。 著名摄影评论家鲍昆在评价四月影展时说，它对中国当时的文化形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冲击和颠覆，摄影不再是特殊权利的传播者和证明者甚至制造者，而是公民言说自己内心的手段和工具。吴鹏、罗小韵、李晓斌、金伯宏、李江树等四月影会的骨干的代表作品此次也悉数入拍。 吴鹏在1976年四•五运动拍摄的《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四人帮”镇压群众当天，冒着巨大的危险拍摄的。一群人臂挽着臂从人民大会堂东侧向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前进。之所以要以这种方式行进，从这一群过去并不相识的人的行进姿势和表情，显然可以推知是为了冲破阻挡，为了反对“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张照片几乎是对那血腥的一天唯一留下纪录的照片，在“人民总理为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大型摄影展中获得一等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越来越显示其巨大的收藏价值。 在反映“天安门事件”题材的摄影作品中，能与《团结起来到明天》相媲美的当属曾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的罗小韵拍摄的《力挽狂澜》了。这幅情急之下将28型男式自行车后架作为制高点，并将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才得以重见天日的照片中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周围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喊着口号。画面中，万千群众穿的几乎是同一色衣服，喊着发自内心的同一个口号。 “四月影会”主力干将李晓斌摄影的镜头几乎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朝向历史和生活的实在。《历史的审判》展现的是1977年1月，人们争相看在北京长安街原青年艺术剧场前挂出的“四人帮”玩偶，从人们近似平静的表情中透出的是欢欣以及大创过后的深思和忧虑。而《故宫、红旗车与市场经济》在对曾经无上的权力被两毛钱消解的讽喻中体现出了摄影家始终着眼于具体生活细节的历史实证性和自然生动性。 如果说李晓斌双脚分踏于“四五”和其后的社会变迁之间，那么国内更多的摄影家则承袭其后者，将历史的遗留和在各种思想促发的社会激变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下，中国呈现的纷繁状态和现实问题置于菲林之中。 李江树的《画家石鲁》给我们展现出了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残酷迫害，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的石鲁那瘦削的双颊、锐利的眼神和抖抖簌簌的手。漫画家华君武在评价这幅照片时说：“在照片里的石鲁的神情好像在诉说什么，但又不仅仅是诉说；好像在控诉“四人帮”，从石鲁的眼睛和手的姿态却又告诉人们是在控诉和抗议；石鲁的形象是衰老和虚弱的，但是他那冲冠的怒发、微翘的胡子和瘦骨嶙峋的手指却又现出了这位国画家内在性格的不屈。” 金伯宏的《5-1234——超生大军走过来》拍摄于文革的第九个年头，生养孩子成了人们业余时间惟一可自主的开心事。画面展现的便是一位妇女怀抱最小的孩子，三个大小挨肩的孩子则按个头高矮跟在后面。每个人自然而可爱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而作品的正题用音乐简谱标示数字，使它有了更加略带酸楚的幽默调子，而副标题点明了超生——这一当时已严重存在但尚未被重视的社会问题。金伯宏的另一幅代表作《回音壁》将同时出现在此专场中。 解海龙的《大眼睛》因被视为“希望工程”的象征和中国最重要纪实摄影作品之一而被媒体广为刊载。照片中朴实、可爱的小女孩张大眼睛向前看着未被照片摄入的东西，那似乎就是“希望”。解海龙以一个摄影家的基本实践推动着全社会进一步关注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 徐勇因《胡同》而闻名于国内外，他的《胡同》带给现代人的不只是对那种淡泊、和谐气氛的怀念，更是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回忆。当人们再次漫步于古老而静谧的《雨中的胡同（柳巷胡同）》时，感到的是久违的恬静。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早年任职北京时悬挂了6张徐勇的《胡同》在其北京的居室中，其中便有此次入拍的四张代表作品。 世界摄影大师布列松在“布列松之选”展览中挑选了1888年至1999年间85位世界著名摄影家及其代表作，吴家林成为其中唯一一张中国面孔。此次入选的《时光》和《云南山里人》均为其同名摄影集的代表作品。《时光》更是被布列松称作他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两幅作品并不迎合城里人以及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去专门筛选云南如何之落后或是矫情的“以苦为乐”，而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从生活原型中抓取最有视觉吸引力的精美瞬间。 农业是社会的基础，而农民则是维系这基础的根基。他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在姜健的《主人》系列中，他尽可能通过一种直面交流的方式真实记录他们的精神本质和生存状态。我们用“城里人”的眼光看到农家所谓的“杂乱”正是农民自身生活的“秩序”，是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在我们眼中，这些所谓“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的场景，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展过程。 当代影像：主体知觉的外化 从今年4月香港苏富比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专场开始，中国当代艺术摄影作品便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场上。不同于影像的纪实倾向和唯美观念，当代艺术中的新摄影源于艺术家的主体知觉和个人感受，他们用摄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 被称作“台湾当代摄影之父”的张照堂先生此次拿出了其在三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在与不在》、《49天》和《临时演员》。且均由台湾著名暗房大师制作，工艺极佳。四幅作品在内地亮相，势必会在创作理念和材料取舍上给内地当代摄影师提供难得的借鉴。 全会华的《人•体•花》系列将神秘的人体、梦幻的花卉两者结合，直指人类内在灵欲的层面，从而展开了探索、揭发和颠覆的深层解读历程。作品中显露出裸的自然元素，是人性的根本与态度，而花卉的梦幻虚构，衍生出不同程度的冲突、矛盾与复杂的交错互应，人体与花的原始含义，经重组、重塑和转化，在不同的环境与情绪的起伏中，便会达到感官视觉相互矛盾及暧昧的关系。 缪晓春将自己编造和制作成一个宽衣博带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形象，如幽灵般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与早期作品不同，此次上拍的《航 SS I/IV》和《资 SS II/IV》，“自塑像”已不再是固定的视觉焦点，观众的目光似乎处于一种真空失重的状态。众多的细节使我们的眼睛不得不在图像的密林中快速穿行，而那个身着古装，面无表情的人或许便在某处等待着我们的目光。缪晓春试图通过“自塑像”让观众的目光投向画面本身，使观众在寻找的过程中有在场的感觉，而另一方面，“自塑像”的目光总是投向和它并无关系却永远急需的日常生活。这便让人们在“在场”与“缺席”间得到无穷无尽的视觉喧嚣和心灵的失落。 吴小军在《秘密乐园》系列中使用一种泥塑置景摄影的手段，用带有某种革命的童真和幻觉气息使得政治和乌托邦被以高度拙朴、神秘、幽默的游戏化方式揭示出来。这也成为九十年代中后期涉及泥塑摄影以及魔幻主义影像的一个早期实验。 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经典当属北京"东村"自由艺术家于1995年联袂创作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在一个诡异而又充满辩证张力的"场所"，十一个全裸的男女身体叠罗为一米的高度，耸立下一座无名的山巅，把人与人、人和自然以及男女两性，重新置于关爱、怜悯和团契的维度上来探讨本源性的存在关系，给出了身体艺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