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艾轩共合作凡两幅,其中一幅《邓小平》,今在美国,另一幅便是《第三代人》。《第三代人》尺幅巨大,画面左侧戴眼睛男子为著名画家张晓刚,张晓刚身后则是同样出身四川美院的当红画家周春芽。画幅中央红衣挎包女子是诗人翟永明,翟永明身后黑衣男子则为著名建筑师刘佳坤。刘佳坤身后只露一目一鼻者,略带忧思的眼神——那是两作者之一何多苓。《第三代人》曾获全国美展优秀奖,参加多次展览,并被多本杂志、画册收入,两位画家视之为代表作。此画曾身赴港台,流落在外多年,如今得归故里。
《地球的红飘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部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大型连环画,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一部重要的力作。自1989年出版以来,迄今共有11个版本问世。作者沈尧伊先生是美术界著名画家,他对宏大、经典的主题性创作有着发自内心的、欲罢不能的冲动和钟情。他曾两次到长征路上体验生活,与编辑、脚本作者一起多次访问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深刻领会笔下人物的性格特点。《地球的红飘带》历经6年完成,共5集,926幅。作品以宏阔的历史场景、精心的人物塑造和跌宕起伏的韵律,构筑出长征的视觉史诗。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和赞誉。无疑,《地球的红飘带》是本场红色经典专题的最大亮点,而926幅作品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也或创下中国艺术品的一项纪录。
春日我们曾创下曾梵志拍卖之纪录,今秋旋即征得《天空》一件,为画家“乱草”风格殊佳之作。
宋步云是徐悲鸿成立国立艺专时的重要助手,国画以桃名,油画常年深藏闺中,近来初为学术界知,其画朴拙真率,令观者为之赞叹。其《天坛春》绘古都北京新貌,初春的气息沁人心脾,春日里桃花初绽,柳色抽新,宛自无邪。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艺术的中心迅速转到了北京。卫天霖在京城潜修心于身边的花卉、静物、人物写生等等,未曾追随政治,图解时代,自得其大家风范。时间流逝,愈发显示出其艺之纯粹大方,这在作于文革末年(1976)的《红木桌上的芍药》,或可窥见。本幅为画家赠与学生巩俊侠之作,卫画很少流通于世,著录于其重要画集的,则更为难得了。
王沂东作品本少,一场两张名作得现,殊为难得。《肖像》、《沂蒙娃》分别作于一九九一和一九九二年,离开故土已然十五载。一宁静安详,一侧眸可爱,前者为画家之妻,后者为画家女幼时。画幅上显见画家对油画中国个性的追求,背景加入中国壁画和门神形象,使画家意图愈发彰显。
逸飞已然故去,然而,对画家的追念与谈论,画界内外至今不绝于耳侧——叹其昔年崛起时之才华、经长年而不没的雄心,惋其早逝,哀其才能未得全面展现。《藏人》作于一九九零年,为逸飞首绘西藏之作,彼时衣服视力堪佳,画面工谨,母背上之孩童,尤为可爱,风中发乱,眼额间只是人类初生的清澈单纯,与经历高原生活的沧桑成相反相应之态。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开启了文革后中国油画重师欧洲的道路,而他本人也一直迷恋于古典油画。他的《西班牙靠垫上的裸女》禁不住让人眼前浮起西班牙大画家委拉兹贵支的名作《梳妆的维纳斯》,然而却更为含蓄。对于丹青而言,裸体画的数量也甚少。
《炮打司令部》不仅是梁玉龙教授的重要代表作,也是文革时期的名作,为画家文革期间所作,当年曾有无数刊物、报纸发表。不久,画家深陷囹圄,作品也被毁去。画家每每念即,无不心痛不已,旋于文革结束时,重新绘制,费时三年。
《芭蕾》是2005年为中央芭蕾舞团订件制作的小稿,原作高2米。舞蹈团的艺术家们对演员的形体姿态极为挑剔,但这件做完,他们都很满意。而我这些年主要从事观念性的创作,写实创作已经很少了。
——姜杰
早在2004年的时候就有了做《小青》的想法,想做成一个天真的小妖,很清正,又略略有点淘气的感觉。做完之后,放在一边,反复修改,后来成为现在这样子。原本还想在上面彩绘,进行了实验,后来觉得还是素白色的效果好。
——姜杰
越是仔细地研究魏光庆新近搞的艺术实验,人们越是会觉得借用现成符号乃是构成他艺术风格的手段。也许,按照传统的观点看,这种赤裸裸地借用似乎是一种抄袭。但我们却觉得,发现现成符号中的深层文化含义,继而将其带入一种超常规的、荒谬的、带有诗意的语境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原创性。事实上在《红墙》中,当传统视觉符号被以变通的方式借用后,它的的确确具有对当下文化混沌层面的穿透力,这自然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形式感与美学意义。由此可见,所谓“借用”实质上是发现、是筛选,它需要的是智者的眼睛。从另外的角度看,借用现成符号更多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而非纯形式的考虑。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仍然仅从美术的形态学,不从其赖以存在的价值系统考虑问题,我们很可能会出差错。
——摘自祝斌、鲁虹《文化波普:魏光庆和他的作品〈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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