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的发展情况和市场走势

（潘玉良　自画像）

西洋油彩绘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外来画种，是“舶来品”。“油画”这两个字，出自中国，源于中国人对“油画”属性的解读。中国意义上的油画最早出现在汉以前的棺椁器具之上，在《周礼》、《汉书》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已有用“油”绘画的历史。西方意义上的油画概念，在中国出现则是在明朝，也就是“油画”诞生后的100年左右。 　　毫无疑问，来自西域的油画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首先是西洋传教士努力的结果，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两位意大利传教士。一位是明神宗年间来华的利玛窦，清初姜绍书所著《无声诗史》中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这引起了国人对西方油画的兴趣，但是并未给予较高的艺术评价，也没有中国画家追随这种画法。而经由另一位意大利人郎世宁的努力，西洋油画才真正为中国人所认可。郎世宁是康熙年间来华最迟的一位油画家。同时他又是在清宫中活动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外籍画家。在后来的乾隆宫廷，郎世宁将乾隆一生中的大事——出行、战争、狩猎、宴会、肖像等都一一入画，留下了很多精美的杰作。其中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郎世宁《聚瑞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郎世宁来华后所绘的最早作品。其特点是以阴阳为主的西画技法，形成画法参照的痕迹，造成“逼真”的西画效果。由于以利玛窦和郎世宁为代表的传教士主要通过宫廷展示和传播西洋油画，由上而下，易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传教士的活动使得中国被动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油画艺术，而这门艺术真正在中国取得更好的发展，还需要在社会的下层站稳脚跟，油画不能仅仅成为宫廷艺术，还需要更为广泛的民间基础。这时，私办和官办的教育机构也为油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土壤。清末上海的土山湾画馆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其中的西洋画传习，成为继清宫油画后又一个中国早期油画的重要现象。法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土山湾画馆，是中国西洋画艺术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师，同时也培育了中国最初的研究西洋绘画的人才，如著名画家徐泳青、周湘、丁悚、张充仁等，他们或是画馆的学生，或与画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学有所成之后又开办自己的画室，其中很多人成为我国油画最早的开拓者和领路人。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保定北洋师范学堂都设图画手工科，开油画课，聘请外籍教师任教。清末维新变法后，许多青年学子先后赴英、法、日等国学习西洋油画，这些人归国后带来了欧洲及日本先进的教学方法及教育理念。上面提到的西洋归国的周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刘海粟创办了上海图画学术院，并第一次起用人体模特写生，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性杂志《美术》，倡导美术改革。1919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导开办了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林风眠）；1927年，中央大学开设艺术科（徐悲鸿先生任主任）；1928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杭州创办第一所大学制的国立艺术院校（林风眠先生任院长）。 　　19世纪末到1949年，经由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油画得到较好的发展。潘天寿谈到中国早期油画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是“欧西绘画流入中土”，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油画“第一代”，也有人将1900年至1949年的中国油画发展称为“培育期”和“转换期”。这一时期有几位画家非常值得关注，他们就是被称为中国早期油画“十大家”的林风眠、徐悲鸿、陈抱一、陈澄波、刘海粟、关良、潘玉良、常玉、吴大羽、颜文樑。其中林风眠在中西绘画艺术的结合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他和徐悲鸿先生一起，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卓有成就的开拓者和新美术教育的主要奠基人，林风眠在国际上也赢得了中国“现代绘画之父”的美誉。 　　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油画发展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中1949年到1966年，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油画创作以表现刚刚结束的革命历史和与政治相关的主题为特征。这一时期的艺术政策和艺术方针也影响了当时艺术的发展。1949年到1956年，中国美术界的口号为“改造旧国画”，提倡向苏联学习，创造新中国的新美术，“一体化”的西方化倾向被肯定。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意在调整“苏式”的大一统模式，对苏联模式的价值重新评价，鼓励艺术家的个性和民族特性。1963年到1964年，毛泽东发表有关文艺的一系列讲话，重点在“推陈出新”，主张“洋为中用，古为今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就组织国内一些画家创作革命历史画，以期通过绘画形象来颂扬英雄和英雄事迹。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类题材和不同表现形式的油画名作，如罗工柳的《地道战》（1951年）、胡一川的《开镣》（1950年）、董希文的《开国大典》（1953年）、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艾中信的《夜渡黄河》（1961年）、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1961年）、何孔德的《出击之前》（1963年）。1966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油画家们和他们从事的艺术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和摧残，即便有一些允许创作的作品也是为“文革”需要服务的。油画方面有周树桥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何孔德的《古田会议》，秦文美的《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和《铜墙铁壁》，郑洪流的《红军上政治课》，苏光、王迎春、杨力舟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邵增虎的《螺号响了》，汤小铭的《永不休战》，于学高的《抗日战火炼红心》，蔡亮的《“八·一五”之夜》等等。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渐渐恢复秩序，加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除了一些延续革命历史画的创作外，油画创作在内容上也出现了多元并起的现象。陈逸飞、魏景山的《蒋家王朝的覆灭》，沈尧伊的《革命理想高于天》，潘嘉峻、招帜挺、邓乃荣的《毛主席教导咱画革命画》，罗中立的《父亲》等是这一时期的名作。1978年初，37位北京油画家自发组织的“迎春油画展”在中山公园举行。“迎春画会”随后改称“北京油画研究会”，油画家的宣言是：“政治民主是艺术民主的可靠保证，艺术家个人风格的被承认是‘百花齐放’响亮号角的主和弦。”继“北京油画研究会”之后，“星星画会”、“同代人画会”等民间美术社团相继出现。上海的油画家在“探索、创新、争鸣”的主旨下，举办了“十二人画展”，展览宣言是：“严寒的封冰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1985年前后，以高等美术院校学生为主体的“新潮美术”，史称“85新潮”。这是一种年轻艺术家追求新思维、追求艺术现代化的集体性试验。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理想的年代，那90年代，中国艺术家则趋于冷静和超脱，作品开始追求“精品意识”、“学术性”，艺术家也走向“学者型”。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艺术家的崛起，也是中国艺坛的一道景观。1995年，“中国油画学会”在北京成立，它是中国美术领域独一无二的单独画种的全国性学术社团。油画的创作开始走向有序化并进入机制。 　　到了21世纪，中国油画家开始观察和思考严肃的社会问题。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外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带给了画家、艺坛和收藏系统无尽的困惑和思考。 　　毋庸置疑，海外西洋绘画市场的强劲走势，撼动了中国油画市场和油画家的心。2006年6月20日世界上最昂贵的油画拍卖纪录被刷新。奥地利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以1.35亿美元成交价被化妆品巨头罗纳德?S?劳德收购，创下迄今单幅油画最高拍卖价纪录。之前保持着这一纪录的是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24岁时创作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它曾于2004年5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1.04亿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中国油画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谈不上发展和成熟。上个世纪的近10年，艺术品的拍卖为中国书画所垄断，很多油画大多在一级市场的画廊里运作，或三级市场的艺术博览会和艺术沙龙中售卖。本世纪以来，中国油画市场开始出现“热闹”的景象，尤其体现在艺术拍卖市场。就在近日，北京保利2006年秋季拍卖会举行的“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中，一幅刘小东创作的巨幅油画《三峡新移民》受到了世界各地艺术品收藏者的广泛关注。当拍卖师报出2000万的价格之后，雷鸣般的掌声再一次响起，而这个价格也最终创造了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全球最高纪录。“一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海内外艺术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而后，徐悲鸿1924年创作的油画《奴隶与狮》在日前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388万港元成交，刷新了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 　　总体上讲，中国油画市场的作品构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已经过世的老一辈画家的油画作品，如陈抱一、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沙耆、潘玉良、李铁夫、陈澄波、廖继春、关良、颜文樑、常玉、庞薰琹、常书鸿、吴大羽、吴作人、李超士、蔡亮、朱屺瞻、董希文、吕斯百、张充仁、席德进、周碧初、朱沅芷、苏天赐、莫朴、陈逸飞等。第二部分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和海外油画界的老中青三代油画家的作品，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全山石、靳尚谊、许江、罗中立、陈丹青、尚扬、艾轩、杨飞云、徐芒耀、张晓刚、林晓、刘小东、王沂东、方力钧、周春芽、朝戈、何多苓、冷军、毛焰、曾梵志、俞晓夫、章仁缘、徐唯辛、忻东旺、刘野、王怀庆、孙为民、关紫兰、丁方、郭润文、尹朝阳、夏俊娜、陈均德等等。 　　从目前的市场拍卖看，综合市场各类数据，包括拍卖的成交总额、成交率、目前的市场价位、涨幅和跌幅等，过世的画家，如潘玉良、徐悲鸿、陈抱一、关良、陈澄波、席德进、吴大羽、林风眠、常玉、陈逸飞等人的作品处在第一阶梯；刘海粟、朱沅芷、颜文樑、吴作人、周碧初、吕斯百等人的作品处在第二阶梯。活跃在当今油画界的画家，吴冠中、靳尚谊、赵无极、朱德群等处在第一阶梯。王沂东、张晓刚、艾轩、刘小东、冷军、王怀庆、陈丹青、罗中立、许江、毛焰、杨飞云等排在第二阶梯。此数据不建议作为艺术投资参考，仅为市场分析需要。 　　中国油画拍卖市场可以分为五大区域：一是海外市场，主要是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以纽约为中心。二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市场，以香港市场为主。三是中国北京市场。四是江浙沪市场，以上海为中心。五是中国南方广州和深圳市场，以广州为中心。 　　总体而言，中国油画市场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1.高价位作品的画家趋于年轻化，但历史上的重大题材和重要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依然是高价位。2.中国油画的群体态势主要分布在海外和北京。3.中国油画市场出现“混沌”状态，缺少理智和思考，显示出极不成熟的迹象。4.藏家的不成熟和盲目性，造成了油画市场的“反错位”，即中国画市场开始了“十年多历程”的反思期。5.中国油画海外的“个性化”和本土的“民族性”特征明显。6.中国当代油画与西方当代绘画的价格值差距在缩小，显示了中国油画价值取向的世界化演进。7.具象油画总体上占有优势。 　　中国油画到底如何发展，是很难取决于人的意志的，正像我们现在还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国油画”和“中国当代油画”，真的很难说清楚。艺术的东西需要沉淀，需要时间和岁月的洗礼，就像我们100多年后再看莫奈的《日出?印象》；也像我们面对20年后再看罗中立的《父亲》时的那份激动和震撼。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没有想到1972年的《毛泽东像》能卖到1亿多人民币（1200多万美元）。艺术的价值和功能我们似乎还能说些什么，但艺术品的价格真的很难说清楚。 　　针对目前中国多元的油画创作现状，我想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油画家许江先生的话有些道理：“现实主义未来还能不能保持主流地位我不敢说，因为现在写实的功能有摄影、电影、电视这样更快速准确的艺术形式，而绘画要和它们区别，必然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