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设计师登琨艳:唤醒文化价值打造艺术殿堂

资料图：在上海黄浦江畔的百年老厂房内，台湾建筑名家登琨艳为两岸“登迷”签名赠书。这次出版的丛书主题为“登琨艳的‘心眼’”。十多年来，作者“用心”去看大陆的建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上海打拼的台湾人登琨艳大胆地走进了昔日“上海大亨”杜月笙留下的老仓库群，并宣布要以保护性开发的方式，“捍卫”上海的“建筑记忆”，为此登琨艳被誉为“保护性开发上海历史建筑”之第一人，他还因此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化遗产保护奖。 中新社发 潘索菲 摄 [内容速览]他是台湾著名设计师，他为何不在台湾搞创作，却一头扎进了上海的旧厂房？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他又怎样将上海的旧仓库，改建成了艺术家的工作室？缘分为您讲述台湾设计师登琨艳与上海的不解情缘。 主持人：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登琨艳，有人把登琨艳先生称为“建筑界的怪才”，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建筑师忙着设计艺术作品，而登琨艳却把上海石库门时代的残砖旧瓦集中在一起，在上海的老房子中搭建了一个文化梦工厂，那么这个文化梦工厂是什么样的？登琨艳与那些老房子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登琨艳是台湾高雄人，他从小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满脑子装着奇思异想。1971年，他毕业于台湾屏东农业专科学校农艺科。父母希望他做一个农艺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却不甘于平庸，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生长着叛逆的种子。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长大，五个兄弟姐妹。可是因为我很小就离家。我九岁就离家到外头去补习，慢慢就离开家里，所以我跟家里人非常的不亲。父母就做普通生意，做小生意，我不喜欢那些事情，所以就没有留在家里做家里的事情，因为长的一点文艺青年的个性跟本事，所以我立志要离家，所以二十岁就跑到台北去。 1975年，登琨艳拜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汉宝德为师，在东海大学建筑系当旁听生，并在汉宝德主持的汉光建筑事务所实习。名师出高徒。无论是建筑规划、设计工艺、室内装饰，庭园景观，登琨艳反复地琢磨，学得真谛。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用毛笔写一手行草书，说我要来旁听，跟当时系主任，叫汉宝德先生。因为他接纳了我，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么这个很有趣的，我的故事就从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个学农的人跑去一所大学旁听，然后到最后结果帮人家掌管一个台湾的，几乎唯一的学院派事务所，那么工作十二年。 1985年，登琨艳成立了个人设计工作室，其代表性作品“旧情绵绵”咖啡屋、现代启示录啤酒馆，用不锈钢材料营造现代时尚理念，被誉为台北最具新意的设计，赢得一片赞扬与欣赏。他与众不同，没有建筑专业学历，却拜师求艺，走上成功之路。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当时考试反正就是不念书。我不喜欢读学校的书，从自然里头去体悟所谓人生哲学。花开花落，起起灭灭，那个其实帮助我蛮大的。这个跟佛经上面所讲的很多大道理，是有关系的。我现在很容易理解，这些东西可能跟我年轻的时候读过这一段农艺是很有帮助。 在台湾的登琨艳有了名气，但他仍然很焦虑，渴望着突破自己。37岁那年，他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程。他知道想要有大作为，必须有大境界，不可坐井观天。他阅读外面的世界，阅读别人的生活，阅读自己的心灵，积累着超越与突破的灵感。 主持人：一个出色的设计师在自己最精壮的黄金时期，事业最得意的时候却选择了离开。这样的男人会有怎样的一个内心世界？登琨艳是要超越自己，要给自己更大的思想深度与广度。就这样他离开了台湾，一年多时间几乎跑了大半个世界，那段日子是登琨艳极其珍贵的艰苦旅行。 在美国短暂停留的日子里，登琨艳惊奇地看到，美国虽然追求新奇变化，却没有把破败的旧海港拆掉，而是改造成当地居民与观光客云集的文化设施。带着上世纪初工业标志的火力发电站，如今是新潮的迪斯科舞厅，报废的大型建筑物不再是累赘，经过内部改装，增建一部分现代建筑，可以经营餐厅、酒吧或服装、艺术品。被新工业发展抛弃的港岸旧城区，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 登琨艳后来又去了欧洲。他像当地人一样选择坐火车，作一次流浪似的旅行。在那些火车转运的较大城市，他会下车停留一些时间，领略别具一格的欧式建筑语汇。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之都，著名的巴黎火车站停运后，又被改建成奥塞博物馆，高大开阔的候车大厅，成了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采访：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 当时在1900的时候，把我们这火车站盖完了以后，有的艺术家就认为，这个火车站非常美，美得像个博物馆一样。没想到就是在1986年，的确后来把这个火车站，变成了个博物馆，他们尽量地把过去现存的建筑的骨架保留了，然后把室内安排得，使得把作品、雕刻跟画尽量地把它展出，在一种好的光线下面把它展出。这当时是火车站的大钟,在这边。 主持人：在别人眼中，本已是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老建筑，经过改造后，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这一切都看在登琨艳的眼中，做为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到底要做什么？在法国奥塞博物馆中的登琨艳陷入了沉思，他被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深深地触动了。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法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法国那个东西要保护。可是在保护过程中，我认为那个设计师啊，那个设计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设计。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是1988年到欧洲去流浪的时候，去看过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很漂亮的。 建筑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它是凝固的音乐，是大地的诗行。登琨艳在笔记中有感而发：“我在国外旅行，游览外国人的古迹，发现不论古迹的历史年代多久，他们都在修复之后继续维持或成长出新的古迹生命活力，让古迹就像个活着的艺术品。” 结束欧美之旅的登琨艳最初来上海，也像周游其他地方一样，抱着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然而，这个他只是书本上读过的城市，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发现，上海不只是印象中的十里洋场，而且是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现代都市，他寻找多年的理想之地似乎就在眼前。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刚来的时候，有八年的时间，都不做事，背着相机到处跑，那个时候就来过杨浦区，也去过复兴岛。就到处乱跑，整个大上海，几乎都要被我骑着自行车给跑遍了，那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有趣的八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在上海寻找创意灵感的登琨艳，在苏州河畔流连忘返。此时，他答应给报刊杂志写专栏，也写生活散文。他的目光停留在河边破旧不堪的旧仓库之上，久久不愿离开。这是一片即将被列入拆迁规划的老房子，登琨艳却从中看到了它的文化价值。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城市发展得太快，大家太盲目地去发展。而忘记了，这个城市本身的整个环境，必须保存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是有问题的。那么我去跟谁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我必须做。 于是，登琨艳成为第一个呼唤保护苏州河畔旧仓库的人，也成为第一个开启苏州河畔仓库大门的艺术家。他租用的第一个工作室，是1933年上海名流杜月笙的粮仓，当年仿佛还散发着大米囤积的陈腐气息。他沿着狭窄泥泞的河边道路，走进垃圾成堆的青砖库房。他花了一笔钱，把上海石库门时代的残砖旧瓦搜罗来，策划在库房里搭建第一个文化梦工厂。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常跟上海朋友讲，那栋房子谁住过，那栋房子是做什么的。我当然很清楚，你们喜欢拆，我们主张保护，我当然比你们清楚。我学建筑的，我常说我是一个无福气的人，虽然过程让我受过很多外面人认为的委屈，可是我并不在意。 主持人：现在的登琨艳和上海旧工业遗迹已经成为一个联合词组。他在上海一住就是10多年，被人当作“新上海人”，又和余秋雨、陈逸飞一起被称为所谓“海上三少”。正是由于他和一些人的努力，许多老仓库才免去被拆除的命运。这些曾有过热火朝天年代的工厂区现在已归于平静。而登琨艳正细心地打理着它们，将它们慢慢唤醒。他要在这些老仓库中打造出上海最光鲜夺目的艺术殿堂。 2006年8月，我们来到登琨艳营造的“滨江创意园”。这里曾经是一片旧厂区，在近代工业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是192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建造的亚洲最大电器工厂，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灯泡、第一根电线都诞生在这里。 用登琨艳的话说，他从事工业建筑的保护再生，让城市的记忆再生。他签订合约后，清除垃圾，整洁环境，创建了一个“滨江创意园”。 登琨艳后来又去了欧洲。他像当地人一样选择坐火车，作一次流浪似的旅行。在那些火车转运的较大城市，他会下车停留一些时间，领略别具一格的欧式建筑语汇。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之都，著名的巴黎火车站停运后，又被改建成奥塞博物馆，高大开阔的候车大厅，成了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采访：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 当时在1900的时候，把我们这火车站盖完了以后，有的艺术家就认为，这个火车站非常美，美得像个博物馆一样。没想到就是在1986年，的确后来把这个火车站，变成了个博物馆，他们尽量地把过去现存的建筑的骨架保留了，然后把室内安排得，使得把作品、雕刻跟画尽量地把它展出，在一种好的光线下面把它展出。这当时是火车站的大钟,在这边。 主持人：在别人眼中，本已是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老建筑，经过改造后，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这一切都看在登琨艳的眼中，做为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到底要做什么？在法国奥塞博物馆中的登琨艳陷入了沉思，他被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深深地触动了。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法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法国那个东西要保护。可是在保护过程中，我认为那个设计师啊，那个设计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设计。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是1988年到欧洲去流浪的时候，去看过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很漂亮的。 建筑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它是凝固的音乐，是大地的诗行。登琨艳在笔记中有感而发：“我在国外旅行，游览外国人的古迹，发现不论古迹的历史年代多久，他们都在修复之后继续维持或成长出新的古迹生命活力，让古迹就像个活着的艺术品。” 结束欧美之旅的登琨艳最初来上海，也像周游其他地方一样，抱着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然而，这个他只是书本上读过的城市，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发现，上海不只是印象中的十里洋场，而且是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现代都市，他寻找多年的理想之地似乎就在眼前。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刚来的时候，有八年的时间，都不做事，背着相机到处跑，那个时候就来过杨浦区，也去过复兴岛。就到处乱跑，整个大上海，几乎都要被我骑着自行车给跑遍了，那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有趣的八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在上海寻找创意灵感的登琨艳，在苏州河畔流连忘返。此时，他答应给报刊杂志写专栏，也写生活散文。他的目光停留在河边破旧不堪的旧仓库之上，久久不愿离开。这是一片即将被列入拆迁规划的老房子，登琨艳却从中看到了它的文化价值。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城市发展得太快，大家太盲目地去发展。而忘记了，这个城市本身的整个环境，必须保存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是有问题的。那么我去跟谁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我必须做。 于是，登琨艳成为第一个呼唤保护苏州河畔旧仓库的人，也成为第一个开启苏州河畔仓库大门的艺术家。他租用的第一个工作室，是1933年上海名流杜月笙的粮仓，当年仿佛还散发着大米囤积的陈腐气息。他沿着狭窄泥泞的河边道路，走进垃圾成堆的青砖库房。他花了一笔钱，把上海石库门时代的残砖旧瓦搜罗来，策划在库房里搭建第一个文化梦工厂。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常跟上海朋友讲，那栋房子谁住过，那栋房子是做什么的。我当然很清楚，你们喜欢拆，我们主张保护，我当然比你们清楚。我学建筑的，我常说我是一个无福气的人，虽然过程让我受过很多外面人认为的委屈，可是我并不在意。 主持人：现在的登琨艳和上海旧工业遗迹已经成为一个联合词组。他在上海一住就是10多年，被人当作“新上海人”，又和余秋雨、陈逸飞一起被称为所谓“海上三少”。正是由于他和一些人的努力，许多老仓库才免去被拆除的命运。这些曾有过热火朝天年代的工厂区现在已归于平静。而登琨艳正细心地打理着它们，将它们慢慢唤醒。他要在这些老仓库中打造出上海最光鲜夺目的艺术殿堂。 2006年8月，我们来到登琨艳营造的“滨江创意园”。这里曾经是一片旧厂区，在近代工业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是192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建造的亚洲最大电器工厂，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灯泡、第一根电线都诞生在这里。 用登琨艳的话说，他从事工业建筑的保护再生，让城市的记忆再生。他签订合约后，清除垃圾，整洁环境，创建了一个“滨江创意园”。 登琨艳后来又去了欧洲。他像当地人一样选择坐火车，作一次流浪似的旅行。在那些火车转运的较大城市，他会下车停留一些时间，领略别具一格的欧式建筑语汇。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之都，著名的巴黎火车站停运后，又被改建成奥塞博物馆，高大开阔的候车大厅，成了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采访：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 当时在1900的时候，把我们这火车站盖完了以后，有的艺术家就认为，这个火车站非常美，美得像个博物馆一样。没想到就是在1986年，的确后来把这个火车站，变成了个博物馆，他们尽量地把过去现存的建筑的骨架保留了，然后把室内安排得，使得把作品、雕刻跟画尽量地把它展出，在一种好的光线下面把它展出。这当时是火车站的大钟,在这边。 主持人：在别人眼中，本已是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老建筑，经过改造后，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这一切都看在登琨艳的眼中，做为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到底要做什么？在法国奥塞博物馆中的登琨艳陷入了沉思，他被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深深地触动了。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法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法国那个东西要保护。可是在保护过程中，我认为那个设计师啊，那个设计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设计。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是1988年到欧洲去流浪的时候，去看过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很漂亮的。 建筑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它是凝固的音乐，是大地的诗行。登琨艳在笔记中有感而发：“我在国外旅行，游览外国人的古迹，发现不论古迹的历史年代多久，他们都在修复之后继续维持或成长出新的古迹生命活力，让古迹就像个活着的艺术品。” 结束欧美之旅的登琨艳最初来上海，也像周游其他地方一样，抱着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然而，这个他只是书本上读过的城市，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发现，上海不只是印象中的十里洋场，而且是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现代都市，他寻找多年的理想之地似乎就在眼前。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刚来的时候，有八年的时间，都不做事，背着相机到处跑，那个时候就来过杨浦区，也去过复兴岛。就到处乱跑，整个大上海，几乎都要被我骑着自行车给跑遍了，那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有趣的八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在上海寻找创意灵感的登琨艳，在苏州河畔流连忘返。此时，他答应给报刊杂志写专栏，也写生活散文。他的目光停留在河边破旧不堪的旧仓库之上，久久不愿离开。这是一片即将被列入拆迁规划的老房子，登琨艳却从中看到了它的文化价值。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城市发展得太快，大家太盲目地去发展。而忘记了，这个城市本身的整个环境，必须保存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是有问题的。那么我去跟谁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我必须做。 于是，登琨艳成为第一个呼唤保护苏州河畔旧仓库的人，也成为第一个开启苏州河畔仓库大门的艺术家。他租用的第一个工作室，是1933年上海名流杜月笙的粮仓，当年仿佛还散发着大米囤积的陈腐气息。他沿着狭窄泥泞的河边道路，走进垃圾成堆的青砖库房。他花了一笔钱，把上海石库门时代的残砖旧瓦搜罗来，策划在库房里搭建第一个文化梦工厂。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常跟上海朋友讲，那栋房子谁住过，那栋房子是做什么的。我当然很清楚，你们喜欢拆，我们主张保护，我当然比你们清楚。我学建筑的，我常说我是一个无福气的人，虽然过程让我受过很多外面人认为的委屈，可是我并不在意。 主持人：现在的登琨艳和上海旧工业遗迹已经成为一个联合词组。他在上海一住就是10多年，被人当作“新上海人”，又和余秋雨、陈逸飞一起被称为所谓“海上三少”。正是由于他和一些人的努力，许多老仓库才免去被拆除的命运。这些曾有过热火朝天年代的工厂区现在已归于平静。而登琨艳正细心地打理着它们，将它们慢慢唤醒。他要在这些老仓库中打造出上海最光鲜夺目的艺术殿堂。 2006年8月，我们来到登琨艳营造的“滨江创意园”。这里曾经是一片旧厂区，在近代工业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是192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建造的亚洲最大电器工厂，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灯泡、第一根电线都诞生在这里。 用登琨艳的话说，他从事工业建筑的保护再生，让城市的记忆再生。他签订合约后，清除垃圾，整洁环境，创建了一个“滨江创意园”。 登琨艳后来又去了欧洲。他像当地人一样选择坐火车，作一次流浪似的旅行。在那些火车转运的较大城市，他会下车停留一些时间，领略别具一格的欧式建筑语汇。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之都，著名的巴黎火车站停运后，又被改建成奥塞博物馆，高大开阔的候车大厅，成了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采访：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 当时在1900的时候，把我们这火车站盖完了以后，有的艺术家就认为，这个火车站非常美，美得像个博物馆一样。没想到就是在1986年，的确后来把这个火车站，变成了个博物馆，他们尽量地把过去现存的建筑的骨架保留了，然后把室内安排得，使得把作品、雕刻跟画尽量地把它展出，在一种好的光线下面把它展出。这当时是火车站的大钟,在这边。 主持人：在别人眼中，本已是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老建筑，经过改造后，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这一切都看在登琨艳的眼中，做为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到底要做什么？在法国奥塞博物馆中的登琨艳陷入了沉思，他被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深深地触动了。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法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法国那个东西要保护。可是在保护过程中，我认为那个设计师啊，那个设计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设计。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是1988年到欧洲去流浪的时候，去看过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很漂亮的。 建筑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它是凝固的音乐，是大地的诗行。登琨艳在笔记中有感而发：“我在国外旅行，游览外国人的古迹，发现不论古迹的历史年代多久，他们都在修复之后继续维持或成长出新的古迹生命活力，让古迹就像个活着的艺术品。” 结束欧美之旅的登琨艳最初来上海，也像周游其他地方一样，抱着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然而，这个他只是书本上读过的城市，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发现，上海不只是印象中的十里洋场，而且是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现代都市，他寻找多年的理想之地似乎就在眼前。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刚来的时候，有八年的时间，都不做事，背着相机到处跑，那个时候就来过杨浦区，也去过复兴岛。就到处乱跑，整个大上海，几乎都要被我骑着自行车给跑遍了，那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有趣的八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在上海寻找创意灵感的登琨艳，在苏州河畔流连忘返。此时，他答应给报刊杂志写专栏，也写生活散文。他的目光停留在河边破旧不堪的旧仓库之上，久久不愿离开。这是一片即将被列入拆迁规划的老房子，登琨艳却从中看到了它的文化价值。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城市发展得太快，大家太盲目地去发展。而忘记了，这个城市本身的整个环境，必须保存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是有问题的。那么我去跟谁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我必须做。 于是，登琨艳成为第一个呼唤保护苏州河畔旧仓库的人，也成为第一个开启苏州河畔仓库大门的艺术家。他租用的第一个工作室，是1933年上海名流杜月笙的粮仓，当年仿佛还散发着大米囤积的陈腐气息。他沿着狭窄泥泞的河边道路，走进垃圾成堆的青砖库房。他花了一笔钱，把上海石库门时代的残砖旧瓦搜罗来，策划在库房里搭建第一个文化梦工厂。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常跟上海朋友讲，那栋房子谁住过，那栋房子是做什么的。我当然很清楚，你们喜欢拆，我们主张保护，我当然比你们清楚。我学建筑的，我常说我是一个无福气的人，虽然过程让我受过很多外面人认为的委屈，可是我并不在意。 主持人：现在的登琨艳和上海旧工业遗迹已经成为一个联合词组。他在上海一住就是10多年，被人当作“新上海人”，又和余秋雨、陈逸飞一起被称为所谓“海上三少”。正是由于他和一些人的努力，许多老仓库才免去被拆除的命运。这些曾有过热火朝天年代的工厂区现在已归于平静。而登琨艳正细心地打理着它们，将它们慢慢唤醒。他要在这些老仓库中打造出上海最光鲜夺目的艺术殿堂。 2006年8月，我们来到登琨艳营造的“滨江创意园”。这里曾经是一片旧厂区，在近代工业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是192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建造的亚洲最大电器工厂，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灯泡、第一根电线都诞生在这里。 用登琨艳的话说，他从事工业建筑的保护再生，让城市的记忆再生。他签订合约后，清除垃圾，整洁环境，创建了一个“滨江创意园”。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这个古迹保护建筑，所以我们认为建筑应该有60%的绝对保护，40%是可以被改变的。被改变的东西呢，我们也希望当你改变它的时候，是使用60%城市的旧材料，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东西很有趣。 登琨艳争取这个旧厂区，虽然自己受了不少委曲，但最后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他形容他自己，是以佛心一般的力量，感动了人家。争取到合约，登琨艳有了又一个天地。尽管登琨艳也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加之投入的精力与毅力，付出的劳心与劳力，会不会得不偿失？他自信能成功，就像修行一样。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这里是完全不动，只加了一根管线上去，但是另外那边原来是一座墙。我需要比它大的空间，所以我就把那个墙给拆了，投入一个现代的钢架，这个钢架也是厂里面老的钢架，我重新把它组装回去。 我是建筑师，我知道我这样做可以达到安全标准，所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都是老的。比如说这个地板，你以为是老的，地板是老的，没有错，这地板有八、九十年，可是它却是这个城市石库门拆掉的旧地板，我们去把它买回来，铺在这里而已，所以你感觉它是老的，其实它不是老的。 就是这种粗糙的样子就把它保留下来，表示这东西有人走过了，因为是这样子做这些事情，原样“原相封冻”，把它冻结在那边，告诉后人，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住过。今天我改为这样一个钢柱，是在别人一个工厂，破破落落的一个工厂，在这里重新组装，所以你看起来还是老的，其实已经被我动了手脚。 还有现在我们需要比较多的阳光，不希望开太多灯，所以这些都被我们打成落地窗，所有的窗户落地都是我打的。但是外面那个露台，是我加上去在下面加一个玻璃房子的屋顶，但材料也都是老的。 登琨艳的设计理想是前卫的，也是传统的。他告诉我们，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中国风，一种表现上没有任何中国的形式与符号，实际上很有中国味道的风格。他作品中的丰富趣味，来自于他对当前时尚的剖析与把握，同样来自他对传统文化的思索与理解。 在登琨艳设计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太湖船的照片。有一天，有个朋友打电话给登琨艳，太湖里有一条木船，主人要卖，你买不买？登琨艳马上回答，我要买。随后，他把买船的钱汇去。于是，他成了这条船的主人。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其实很简单，我很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它无桅杆的桅是8米，长是25.3米，宽有5.8米。他描述完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很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当场就决定了。现在还放在那边，已经放了四年了。 (记者：船上现在还有人住吗) 现在船上还住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十几年。老太太快九十岁，还住在那里，我们一年还去看她一次。 (记者：你觉得这船非常有代表性？) 登琨艳：是整个江南文化最具象的logo，最具象的标志。因为有人不晓得江南到底长的怎么样，建筑也被毁了大部分，一大堆被改造成观光化的地方了，这是最原相，原来的相貌，我称它叫“原相封冻”，原来的样子冰封冻起来。 旧仓库与工作室，在别人眼中风马牛不相及，登琨艳却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他选中的旧仓库有2000平方米的空间，一年租金才30万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每平方米五毛钱人民币，比起租用其它楼房做工作室，便宜到了极点。他租了一辆中型货车，运走了100多车垃圾。他还拆除了仓库屋顶窗口上的违章建筑，刻意地保留了仓库原有的粗犷质感。 登琨艳带着他在游历世界中形成的后现代意识，将苏州河畔旧仓库改建成艺术家工作室，吸引了大陆媒体的眼球。他在人们的关注中自得其乐，被称为“坐在上海屋脊上的建筑设计师”。记者发表了登琨艳提出“整治苏州河，保护老建筑”的建议，促使当地政府重新审视规划，对苏州河的改造工程做了调整。 登琨艳被媒体报导后，得到的掌声多了。他雄心勃勃，想扩大成功，把苏州河岸的仓库整合成为一个中心。可是他的计划很难落实，由于每一个仓库都属于各自不同的业主，整合工作是不现实的。碰壁之后，登琨艳就决定转移，寻找其他旧厂房，他看中了杨树浦路的上海电站辅机厂，这是一片昔日国有企业的旧厂区，但是，谈判的过程非常艰难。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家住在黄埔江跟苏州河交口，那么我就从我家隔壁开始，去跟部队的仓库谈，去跟黄埔江的开发办谈，去跟高扬路的码头谈。一路谈，谈到复兴岛，总共谈了四年半的时间，才碰到了电站辅机厂，这么一个很有趣的领导。电站辅机厂，我们前面来过两次都谈到，莫明其妙的人家，都不接纳我们。最后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导，读了我的构想的这个计划，他看了很感动。他说我帮你忙，给你。 从苏州河到黄浦江边，登琨艳一次又一次敲开旧厂区的门。别人可能奇怪，这个台湾人怎么这么有韧性？在登琨艳工作室的档案里，记录了他与有关方面谈判的过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开始。到最后合约签订，登琨艳前后花费了四年半的漫长时间。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来在上海这么一个如此的快速发展开发的一个城市，告诉人家你要保护这十几公里的工厂，然后要去做创意产业。创意产业他们又听不懂，保护他们也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那是我苦口婆心，我几乎发了佛心一样的告诉他们，但是受尽各种委屈，我从来没有当过一回事。我坚持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您看到今天这个样子，实际上是有两年的时间，我走过一段人生非常几乎可以叫悲惨的里程。 1990年至今，登琨艳在上海住了17年。尽管他在苏州河畔的尝试，引来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肯定的，也有置疑的，但他的努力，毕竟使老厂房免除了被拆除的命运。他的创意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在绵延数公里的旧仓库长廊，一个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区逐步形成。 如今，登琨艳已近天命之年，他虽然曾在世界各国不同的城市旅行过，但是待的时间最久，也令他百感交集的是两个城市，一个是台北，另一个就是上海。他关注着上海的今天，也挽留着上海往昔。登琨艳由此也获得了国际性的荣耀，因“工业建筑保护再生”项目，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褒奖。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我也意外地，因为去推动苏州河的保护的时候，这个联合国评为作为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愿意倾全部的精力财力、人力物力，来推动这一件事情。这是我总体的对这一个整个的第一个梦，就是推动工业遗产的保护。 在登琨艳看来，在国际上获奖对个人的意义不大，对这座城市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无论人家是否喜欢登琨艳，他的创意确实改变了苏州河的今后走向，使之演变为上海市中心最休闲的文化带，沿岸的每一栋老建筑，不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人们重新认识到了苏州河的意义。保护上海的近代工业群落，让登琨艳很有成就感。 登琨艳对原有的厂区作了复旧的改造，更符合历史的原貌，他要求进驻创意园的工作室，在建造舒适的工作环境的同时，基本保持近代工业部落的特色不变，就是说，外观仍是陈旧的，内里是现代的。 [采访：台湾设计师登琨艳] 所以整个环境呢都不动，你说没有动吗，其实是我动了。这三棵树是我种的，这两棵树是我种的。其它灌木都是被我抬换了，这些灌木都是我种的，都不是原来的位置，这些地板都是我们做的，做完之后，让你感觉好像都没有动嘛，是吗，都动了，但动的不多。外景百分之百都不动，只是动里头，他们是在老房子里头再盖出一个新房子，所以两个不冲突，两个就放在一起，各自独立，但又整合的很好，所以他们自己在底下办公，他们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比如模型，都放在这个上面，这个是很有趣的观念。 从苏州河到黄浦江边，从一个过客到一个新上海人，登琨艳实现了保护老房子的愿望。因此有人说，很少见到像登琨艳这样的建筑师，百折不挠，锲而不舍。他把一已之力当作“小我”，而把社会责任看成“大我”，认为“小我”必须融入“大我”，为中华民族争光。老房子给了登琨艳实现艺术灵感的机遇，而登琨艳也不负众望，留下了一个台湾设计师出色的生命轨迹。 登琨艳总是说,在上海的这些年是他生命中最充实的日子,这里有他希望去改造去保护的老建筑,有他渴望的自由的空间。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支持他,大家都以为他在做一件疯狂的傻事,但是登琨艳固执地坚持下来了,因为他的勇气,因为他的自信。现在登琨艳对上海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因为在登琨艳看来，上海的环境越来越好，他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而他的梦想，一定也会在上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