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效应

拉尔夫•罗奥夫（Ralph Rugoff） An anonymous researcher tracks the bizarre and obscure life of Victorian-era plant enthusiast Frank Stainbridge （1776—1860） through writings and photos. Stainbridge was known for his elaborate greenhouse designs that housed his rare plant specimens gathered from distant and exotic lands. His first greenhouse， built in 1836 was irreparably damaged during a storm， leading him to build a second， more spectacular one a few years later， which， unfortunately also fell victim to fire in 1841. Stainbridge’s wish to let “the humble hand’s cunning craft deceive the eye” was evident in this second greenhouse which grew infamous for its faithful duplicates of flora and fauna， all meticulously handcrafted as life-sized simulacra. Enmeshed in allegory， Stainbridge’s legacy was his injection of artificial plants among the real， transforming his mundane subjects with the aura of the fantastic. Researching further and further into Stainbridge’s oeuvre， we discover and hear from contemporaries past and present who wonder at the artifice of our own hybrid natures and comment up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underkammer to museums， which reflects the desire to categorize and create order out of nature. According to Stainbridge， the whole idea of “culture” is itself a fiction that depends on our first bracketing off a transcendent entity we call nature. Most notable is the uncovering of an exhibition-greenhouse display in which Stainbridge proposes hybrid ‘nature-cultures’ that trespass rigid territories of real and unreal， the superficial and the deeply felt， the authentic and the inauthentic. Ralph Rugoff i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Wattis Institute at the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CCA） and is 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Hayward Gallery， London， UK. This essay was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co-curated with Lisa Corrin at the Serpentine Gallery， London in April 2000.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我是在德国的哈根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古怪的、难以模仿的斯坦因布里奇的创造。哈根是德国一座没有什么乐趣的城市，一度以其大理石采石场闻名。这个会议主要讨论20世纪景观设计。会议就在当地的博物馆举行。这个博物馆为“新艺术”馆，和一大批史前化石、植物一起成了该城市的宝贵遗产。这些都由实业家在世纪之交赠给了哈根。在由一大批古怪的艺术馆馆长的指导下，这个建筑最终成为了后来被称之为“神奇屋”的博物馆。展览的艺术品五花八门，有Biedermeier的家具，也有科学展（甚至包括早期电磁装置的储存演示），还有植物和动物标本、瓷瓶以及各种古怪的文物。 在会议的间歇我们也仔细察看了诸多的收藏品。其中一次我闲逛到了博物馆，里面曲径幽暗，散发着书的霉味。我的目光停留在放在一张桌子上的那些打开的书上。书页里正好记载着这座玻璃圆顶建筑，这就是德国人称为的诺福克Frank Stainbridge的温室实验室。这是一篇由约阿西姆•菲尔撰写的温室设计的专著。文章词藻华丽，文体优美，我开始细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斯坦因布里奇的肖像。此人一生受过严格的训练，是一名建筑家和地理学家，但在人文领域默默无闻。他一生从事过许多学科和职业。他深受洪堡（1769—1859）的影响，曾经去亚马逊谷地进行过好几次探险，收集了许多材料，并依据这些材料针对不同的自然景物进行多项研究。 斯坦因布里奇回到英国之后毅然中断他的所有研究，而把它的精力投放到了一座温房的建设上去了。他要用这个温房保存他收集来的无数的植物种。那些最终在他温房里绽放得千姿百态的各类植物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与任何艺术杰作相媲美的，具有唤起最原始感觉的功能、让参观者养眼的金光珠玉”。又有参观者甚至言“这是柏拉图式的原型风貌，提供的种类即惹目又精到，并且多得让诺福克周边的自然风貌都显得不真实，俨然是一个自然的复制品。” 斯坦因布里奇是怎么营造这些标本的依然是个谜。有评论家们怀疑温房的玻璃墙有一种微妙的玫瑰色彩，对市内的光线营造了一种人为的幽幽感觉。还没有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在其建成三个月后的一次暴风雨中温房的建筑结构被完全摧毁了，根本无法修复。那些热带的植物在寒冬凛冽的气候下很快就死亡了。 斯坦因布里奇很长时间才从这个巨大的打击和悲伤中缓过神来。他又一次准备建造第二座温房。不过这一次他不打算再冒险在北方的气候中种植热带植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准备“用自己的那双仆人般谦卑的手和那双有才华的手建造这样一个温房，在这个温房里手的天赋将骗过人的眼睛。”他不仅复制了前面的那座温房，而且还复制了温房里二千多种植物。复制的东西惟妙惟肖，乱真足以骗过所有的眼睛。DecimusBurton，一名最早的参观者，他的第一印象“好像就是踏进了亚马逊丛林，在几千英里的丛林里转了一圈的感觉。”斯坦因布里奇则认为它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艺术，也不是为了美感，而是一种标新立异。那是一个人造的自然，不会腐烂，也不会被破坏”。 可悲的是，这个温房又一次于1841年6月被一名宗教狂热分子烧毁了。该分子认为这个温房是对全能的上帝的一个极大的侮辱。他承认了自己破坏他人财产罪，并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而斯坦因布里奇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梦想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毁，伤心之际，就去了德比郡的一个小农庄隐居了，在那里默默无闻地走完了他的余生。 我把书本放回桌子，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问道：“对不起，您也是斯坦因布里奇的粉丝？” 我转过身，看见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我记起了他也是一位与会的人员，跟他打过几次招呼。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叫Gassblau博士，在请求原谅打扰之后，说他正在赶写一篇论述斯坦因布里奇的长论。我便说我很乐意有机会拜读，他答应给我寄一篇副本。 会议期间我们也只就打过次招呼，交换交换看法而已，回到伦敦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使我无暇关心斯坦因布里奇的事儿。几个月之后我才又去了大英博物馆查阅这个令人好奇的人文人士的相关资料。可是结果很令我失望，除了费尔的论文之外，我查到的惟一有用的东西也就是当代艺术展上的一些文案文字而已。这是由Oliva Turnbull撰写的文章，我将之扫描下来，回家颇为怏怏。 对斯坦因布里奇的讨论可以借鉴的是描写雕塑的段落：一只可以乱真的苍蝇，一片2200只蘑菇的“地”。与斯坦因布里奇第二个温房里的植物一样，这些东西也是人工制作的，完全是原物仿真，足可让参观者乱目。 起初让我感觉到作者也能引述到像斯坦因布里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人物语境里，这让我感到大为奇怪。然而，这个展览看来的确是以斯坦因布里奇两个温房相同的手法进行的。除了一些别的仿真品，如和原物一样大小的球茎和出墙的开花了的树枝和跃地而起的野草之外，还有一些使用了活体生物的物件，包括植物和鸟类。Turnbull写道，他们的室内展览好像变成了赝品的展示，倒是不像自然的展示。 展览的场所位于一个大公园的中间，建筑物的窗户框定的外部景象也是作为艺术品的一个部分，那是一个静静地呆在那里的静物。 不过，从某种水平上讲，展览展现了自然世界的风貌，但是Turnbull仍然结论说参展的艺术家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新意。他们大都只是泛泛而已，仅限于字面意义。Turnbull认为，这些艺术家所选用的野草、树木、植物等“充其量只不过是Campbell或波普艺术之Brillo纸盒的翻版”。 “和波普前辈一样，大部分艺术家也只是对世俗的主题感兴趣。他们往往从简单的材料进行创作，并不多关注过多的技巧。然而，尽管他们声称其艺术是大众的和平凡的，他们仍让观者感到他们对真正的“平凡”尚未拿捏得准。不论手法如何，仍然让人感到他们那些接触的主题制造了悬念和陌生感，甚至再平凡不过的东西也看上去残留着某些好奇的痕迹——好在每样物件都让人们思索着这些东西给人们带来的启迪。” 另有一件装置作品可以帮助说明斯坦因布里奇的创意。一个艺术家教一对鹦鹉说南美洲一个已经消失了的部落方言。这个部落的语言（包括语音）由洪堡本人在大约200年前用一只鹦鹉记录了下来。这只鹦鹉据说也是那个消失的部落的。这个艺术家把她的鸟放在一只半透明的鸟笼里，让人看上去这些鸟就像是些剪影。她用一只放音机播放鸟的说话录音，录音有时候和鸟现场的自发即兴的说话天衣无缝地配合在一起，就像中国的皮影戏。“让人们分不清哪个是‘真’的说话，哪个是‘记录’的说话。人们感觉置身于一个混杂的大杂烩中。”Turnbull如此云。 读完这些，我又想起了斯坦因布里奇用他的大杂烩给我们制造的疑惑。许多参观过他的第二个温房的人都怀疑其周围的环境也是否是展览的一部分，那些精心制作的仿真品是被安排地故意愚人眼目的。参观过的人都有某种同感，也许大家都在疑惑他们所看见的园子里“自然”，难道这个也是一件公共艺术？ Turnbull非常惊奇地没有提出这个方面的问题。她的文章焦点集中在了这个疑惑的另一个目标：展馆本身。在她的长篇大论中不吝词藻地大肆描写那些花卉、植物、昆虫等制作的精湛以及“逼真得足以乱目”，不过她仍然认为那些最终也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Turnbull认为，所有这些构成了对现代艺术手法的嘲弄以及对现代主义的调侃。 读完文章，我躺在床上思考着斯坦因布里奇的所作所为为了什么。 第二天姗姗起床后收到一封Gassblau博士的来信，这让我极为高兴。信中有一篇他写的论述斯坦因布里奇的草稿。虽有点生硬，但是用英语写的。我迫不及待地读着，急切地想从中获得思绪好让我重温斯坦因布里奇的作品中怪异的绚丽。 Gassblau博士的文章不是述说历史，他大胆地修改了费尔描绘的斯坦因布里奇的图像。在仔细研究了斯坦因布里奇浩瀚的信件之后，Gassblau博士发现了惊人的证据：斯坦因布里奇的第一个温房根本不像费尔描述的那样。斯坦因布里奇在名目繁多的植物样本里很明显地安置了一些假的植物。这些仿真的玩意儿不仅愚弄了人眼，居然也愚弄了鸟儿和蜜蜂。 Gassblau博士继续大胆推论认为是斯坦因布里奇本人自己摧毁了他的第一座温房。他引述了斯坦因布里奇的信件，暗示他从原来的植物中截取了一批植物，并且将之安放在他的第二座温房里，非常隐秘地将他们和仿真品混在一起。从这两个事例上看，Gassblau博士称，斯坦因布里奇如此重复两次并不是错误所致。而是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即斯本人越来越相信他的那些标本的科学价值不如其营造的风景和景物大。这些风景和景物有利于人们欣赏大自然那些科学和技术所不能描绘的美妙。 可问题是，斯坦因布里奇的建筑到底算温房，还是算艺术馆呢？Gassblau博士认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隐喻。他认为斯坦因布里奇的温房是斯本人对19世纪早期博物馆走向潮流的反抗。因为在斯本人看来像《神奇屋》那样兼容并蓄的风格正在被那些专门的、严格按行业规定的场馆取代。这些艺术场馆不是让人愉悦，而是在分门别类地进行定义、在创造一个秩序，或至少是在暗示这种秩序的可能性。而Gassblau博士坚持认为斯并不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反现代派”： “斯坦因布里奇把人为的产物和种植的标本相混合业已超越了‘自然’是文化的创造的真实性。两个温室表明了他的洞察力和远见，即我们所有的‘文化’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们挣脱我们成为‘自然’的束缚努力上的。自然是世界不可违背的秩序，不以人类的活动为转移。斯坦因布里奇的创造以巨大的反差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文化’的混合模型，而这种模型毫不犹豫地践踏了所有过去规定的那些僵硬的定义。” 我放下文章，沏了一壶茶。Turnbull引用的一些材料又在我的头脑里回荡。这些东西也可定义为“自然—文化”混合体。比如说，某个艺术家自造了一个园子，在园子里该艺术家用自己的小便种养植物，种出了一大批自己钟爱的东西。另一位参展者制造的一枚蛋，这枚蛋就在他的手指间孵出了一只鸟。另有一位在和一只真蜘蛛进行一场协作的战斗：他不断地破坏蜘蛛织出的网，而让那只蜘蛛不屈不挠地不断修复着。 展馆里还有另外一件作品，一大丛密密麻麻的热带植物在屋顶上悬拖下来造成一种错位的感觉，“不仅混淆了人们眼睛的感觉，也模糊了人们对自然和人工品的区别感觉。”Turnbull如是言。 的确，展览的主题看上去是在讨论作为一种概念的温房所引发的将人们从现实的经验中隔开来的区别。这些艺术家们探索的不是所谓的自然风貌，而是我们思维的拓扑变化，而这些传统的东西和现成的范畴给我们日常的生活经历框定了范围。 几乎所有的展品也都强调了参观者的主观反应。这些展品通过不断变化来激发参观者的反应：或是表现为一种形式而后又变成另一种样子；或是像前面提过的用小便种养植物的园子，向人们传达混合的信号让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应，造成人们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犹豫不决的感觉，而又必须二者兼顾。文章的最后一个插图显示的是一个热带丛林的模型，给人们引发了这种矛盾的感觉。一方面，丛林的茂密和所含内容细细麻麻使人们不可能仅从某个视角进行观察，这样就向人们传递了一种难以尽究的实体感。另一方面，这个迷人的微缩景观及其精细感焕发了人们的一种精神想象，而不是真实场景。 Turnbull将这些作品描述为“向现代主义雷达屏幕挑战的东西，因为其运行轨迹是不测的”。在其文章的结尾，她认为这些展品所表现的方向感的迷失倒是引发了一种指导性的元素。如果我们真的要想从这些发现中获得愉悦的话，我们就得首先让我们自己迷失。这个元素就是来提醒我们的。 而另一方面，了解过多可能会扼杀我们的思考与想象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解释过这种扫兴的效果，就像解释木偶在幕后的表演操作原理一样：当我们看见了木偶被线绳系着由人的手操纵着表演出那些令人捧腹的场景时，我们一下子就感到索然无味了。不过，尽管Turnbull描述的艺术家公开展示了他们的机密，却仍然引发不了我的那种被最真切的“解构者”打动的感觉，倒是让我失去了敬畏感和好奇感。反过来，它们好像只是拥抱着一种幻觉破灭的启示，而其所谓创举的机理以及他们勇于探索的过程本身倒是值得钦佩的。 至于斯坦因布里奇本人倒是一直清醒的。Gassblau博士在其文章的结尾引用了斯本人最后几封信的片断： “促使我们探寻事体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这被认为是哲学起源和开始的原因。在我们面前的是纵横交错的道路和错综复杂的思想和感觉。面对这些我们发现了一个互相联系的织体网络，这个织体与全能的造物主建造的大自然宽广的博物馆一样细致而微妙。” 读完Gassblau博士的文章，外面下起了雨。我站起身，拿了一个花瓶放在漏雨的天花板的下面接雨水。这个雨落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还能叫“雨”吗？我再也不敢肯定了。不管那些了，我还是叫了一名修理工给屋顶检漏，短时间内老是想着为什么我的那些自然的经历却总是让我在掏出支票本的时候不是那么地情愿。 根据Gassblau博士修订的版本，斯坦因布里奇死于精神错乱。他声称他的温房的展览品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一直到死都是这么认为的。在错乱中，他认为是自己亲自制造了自己。“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在沉溺于自我的工作中失去了理智”，Gassblau博士的文章如此结尾。 希望避免不可避免的命运，我赶紧抓起我的外套和雨伞去附近的公园换换脑筋。一点点“清新”的空气，尽管是个没有新意的陈词却能让我清新思路。另外，我还是热切地希望沉浸在我们的信仰和知觉的“温房”的世界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时时发现阿里阿德涅描述的线索，这个线索连接着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我们一直被灌输是不能连接的。的确我们是在将我们现实的故事和那些不现实的、表面的和自我感觉的以及真实的和不真实的故事相连接。这个工作则有像斯坦因布里奇这样的艺术家给我们引路，直到最后在我们自造的自然大杂烩中审视人类生命的感觉，审视那些业已认可的意义、概念和所有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吉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