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在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我与 于受万 先生同窗时,深为他对执着和勤奋精神所感动,那时,他已是一位传统写意人物画的能手。他的作品常受到陆俨少、刘国辉、 冯远等 老师赞扬。多年来,他在探索中国画创新的艺术实践中,创作出一批品味高雅、玄妙莫测的“写意性工笔画”,其作品在全国性画展中,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业内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产很高评价。 写意性是中国画艺术之精髓,它的核心是表现主观精神,主张“超于象外”,不刻意追求具体事物的外象,不受客观实体的时空约束,注重意象的表现,最大限度地反映画面主体的本质特征,求得高深而宽泛的意境,抒发画家的性灵、情感。 于受万 先生的作品,在写意性追求上,侧重于对大千世界深邃和大气的表述,他通过对虚幻似梦的宇宙时空的描绘,给观者以新颖、神秘的意境感受,这种超然象外的艺术形式,造成一种真实而又虚幻的艺术世界,如“甘霖泽大千”的祥云飘渺,“八仙醉酒泉”翻滚的烟岚以及“赏月图”时隐时现的月与云的奇特表现,是靠他独特的表现手法来完成的。而这种表现科技活动的创造,利益于他非凡的造型能力。他的《孔子莅河图》特约参加“纪念孔子诞辰 2550 周年全国美展”时,著语美术理论家王志纯说该作品“是本次展览最好的一幅”;他为巴金小说《家》画插图,由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他的白描长卷《中华医药图》被制成 110 米 长浮雕,名列世界吉尼斯纪录;他的《长城颂》荣获国家级奖。他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以及在其丰厚学识指导下,所蕴含的洞察力、判断力和举一反三的创意能力。熟能生巧,巧极生变,而其创造力即在其中了。 于受万 先生在创作过程中,讲究“崇尚自然”。“崇尚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心态的一大法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曾说:“人法地,天法道,道法自然。”其间,人们已把“道”,看作比天地都要高的东西。然而,在老子看来,“自然”比“道”还高出一筹。庄子也认为天地自然,存美、法、理,人们只需顺其自然就可以达到目的。历代文人学士也有此论述,宋欧阳修认为“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清其内而见于外者,必深于自然”。大文豪苏轼说“为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行”、“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正是 于受万 先生艺术创作思想基础。因之,他的创作,一反古今作画常规,采取“先自然,后人为”的程序,先将饱含水分的色、墨,随意泼洒在画面上,这种随意不受常规思维的羁绊,仅按彼时情绪和灵感淋漓渲泄,自然生发。这种自然生发,包含意想不到的水色流动、冲撞、干燥过程中的神奇变幻,这就等于是将客观自然因素引入创作过程,从而更容易避免各式化和呆板匠气的古今通病。 然后,进入深层创意过程,这个过程艰难而有趣。面对色彩斑斓的抽象色地,见仁见智,是对画家真功夫的考验。这里既有推波助澜,顺理成章,又有无中生有,节外生枝。画家有多少人文修养、艺术见地,就有着多少恣意发挥的无限空间。其《翡翠谷》中的少女和鱼,就是依据色地形势,顺理成章,深入塑造而成,使神话般的意境跃然纸上。 没有高超的造型能力,是很难根据变幻莫测的色块,创意经营出人物形象和画面效果的。正因为 于受万 先生具备高超造型的能力,他才能完成“写意性工笔画”的技法创造。 于 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其国画作品就已入选省展。年轻时从事连环画和插图创作,七十年代已是知名连环画家,至九十年代累计出版履行连环画作品 110 种 2400 余幅。他与程十发、刘国辉等名家一样,都具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如《三笑图》中对三个人“笑”的形态刻画的自然生动而有天趣;巨幅作品《长城颂》画面整体把握大气磅薄,沉雄威武,对各个不同年代人物形象的刻画,则入木三分。 综观 于受万 先生“写意性工笔画”作品,内含神奇,品味高雅、形式风格独特。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源于中国传统工笔绘画精神,但又突破传统工笔绘画程式,无疑是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新的发展。他的艺术成就在于利用中国传统工笔画有极大包容性这个特点,善于从宫廷、民间、装饰美术、雕刻等中外艺术中汲取数理化,以完善、丰富和发展“写意性工笔画”,采用泼墨、泼彩、拓墨、拓彩等新的表现手法,拓展其创作艺术领域,使中国工笔画呈现新的面貌。不言而喻, 于受万 先生的“写意性工笔画”已具有当代美术史的意义。 于北京台湖中国画院 2006 年国庆前夕
黑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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