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往何处去

　　Kilta奶油瓶，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战后物资贫瘠，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白色瓷瓶，正好可以放在双层窗户的空隙之间，这样普通家庭即使不用冰箱，也可以在冬季里利用这样的瓷瓶储存奶油。 　　Kilta奶油瓶是KajFranck在二战以后的设计，它一直被芬兰人沿用至今。2005年，它也曾经跟随“今日KAJFRANCK”展览到过中国。这个展览引用了这位芬兰设计大师曾经说过的：“我不愿为外形而设计外形,我更愿意研究餐具的基本功能——派什么用处？我的设计理念与其说是设计，不如说是基本想法。” 　　这些基本想法从哪里来？它们来源于KAJFRANCK对生活的观察和生活环境的研究。 　　而在一个生活方式极具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能否从生活中再生出鲜活有机的创意？ 　　在广州、上海、北京、厦门进行了数次的“创意市集”由《城市画报》发起，集合了一批年轻设计师的小型市集，年轻的设计师来自于不同的城市，他们设计的T恤、本子和公仔娃娃在这个市集上最为常见，《城市画报》组织的这个市集与现居伦敦的王怡颖带来的《创意市集》一书，都是“创意”迅速成为城市生活主流话语的组成部分。 　　在《创意市集》中，王怡颖走访了伦敦Spital-field`sMarket上的十几位设计师，更确切的说，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在这个市集售卖自己设计的物品。而在《城市画报》“创意市集”的留言板中，很多留言者都提到了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国际部主任安德鲁曾经提及他在中国面试学生的感受，大多数学生在交谈说的口头语都是这句话 “我有一个创意……”安德鲁的问题往往是“创意为什么？”在年轻的中国学生这里，这个回答往往是为了自由，与那些向往通过创意市集改变生活方式的留言者的梦想大致相同。 　　最近几年，中国年轻设计师的作品已经频繁在国内外的各种展览上出现，这些设计师参与的展览往往与当代艺术相关，设计和艺术之间有分界吗？艺术品的不可复制性往往决定作品面对的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它的展示、流通和收藏仅仅在小范围内进行。 　　“你认为自己是设计师还是艺术家？”这是很多设计师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而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的回答是，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作品是对社会说话的，并不是面对极少数人。 　　而不少中国设计师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艺术家，他们更多时候谈到的理想和自由，在主流的优质设计也极为少见的环境中，“创意”有时成为了粗糙的商业环境中的自我逃避，年轻的设计师们习惯批评低质的商业化带来的恶劣生态或者谈论北欧、日本或者比利时的酷设计。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平台上，比如创意市集，几十个设计师带来的设计形态也是大同小异，一边是年轻的设计师在拥挤的市场一角，做着创意带来自由的好梦，一边是喧杂的大市场中，低质低价不断被欧洲美国以环保、安全和反倾销投诉的“中国制造”，中间环节的匮乏，让我们难以发现Kilta奶油瓶这样的设计。 　　创意市集的组织者在各个城市巡回组织了多次市集之后，也面临着这个市集往何处去的困惑？如果仅仅提供的是一个“玩儿”平台，这个活动已经做到了，到这里来玩儿的年轻设计师，仅仅限于数百人，自娱自乐并不能通向“自由”。设计离不开生活的营养和他人的需求，“创意”这美妙的词汇并不能为“我世代”提供另一个逃离城市生活的空想庇护所。 　　回到前面的问题，“创意”从哪里来，尽管cre-ativeclass的概念从美国舶来，但创意从来都不是新东西，传统市集上手艺人做的糖人儿、棉花( 14940,55,0.37%)糖不是创意吗？从前这些手艺人走街串巷以此为生，他们的生存并不是问题。“创意”不是来自高高在上的CreativeIndustry的政策语境，也不能成为cre-ativeclass以 “新”与“酷”的名义遗忘“老”与“旧”的理由，“创意”从来都与脉络延续的生活相伴相生。当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早市”、“夜市”正在被一个一个新兴的现代居住区和商业区挤压、覆盖和消失时，传统的生活样式也正在消逝和被遗忘，我们进口了“创意阶层”、“创意工业”等等看上去摩登绚丽的西式话语，向往伦敦的设计师市集，殊不知，他们的市集是建立在丰富多元的生活层面，伦敦的周末生活，以古董、旧货、书籍到食物，各种市集层出不穷，Spitalfield`sMarket的自由设计师只是这诸多丰富中的一种，这些市集为不同阶层、年龄的伦敦人，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和可能。 　　在我们奔往现代的生活中，露天的集市越来越少，手艺人渐渐消失，我们追赶着种种美好的新梦想和新样式，且不问它们的出处和来历，仅仅撇取他人蛋糕上薄薄一层奶油，忘了身后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尘烟滚滚，如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没有他人需要和产业支持的“创意”的自由，能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