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摄影师：赌徒的政治激情

在玛格南，阿巴斯爱说自己Born a photographer。“天生的摄影师”为何物？我不知道。只觉得，这个伊朗人的确胆色过人。 1979年，伊朗革命，起先，阿巴斯是革命的支持者。他用involve这个词，卷入是不由自主的，可以想见，不乏迷狂的成分。It’s my revolution——“这是我的革命”——革命爆发25年后，阿巴斯说完这番话，他迟疑了，补充说，“尽管后来我不再相信它”。 革命带来人群、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烟火和废墟重新构筑城市的空间形态。革命空前需要意识形态象征物，以及象征物的传播。1793年法国革命推出过《马拉之死》这样的的象征物，激励了巴黎市民的广场斗争。140年后，西班牙爆发了1938年革命，欧洲和美国的艺术青年奔赴西班牙，组织国际纵队。这是一支二流艺术家的队伍，充满了赴死的激情。西班牙革命推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象征物：“共和军战士之死”；摄影在革命中推出了第一个英雄人物，罗伯特·卡帕。随着大众传媒日益发达，战争图片让摄影师名声大噪。 阿巴斯承认，自己生逢其时。2004年接受采访时说，革命使摄影变得重要，但全世界只有四个电视记者在伊朗报道革命。他不无幸灾乐祸地说，“现在，最小的事情也有25个电视台参与报道”。德黑兰大学人质危机发生后，国外记者在德黑兰的工作日渐困难。他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他成功了。革命为他打开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大门。 四年前他出版了代表作，《伊朗日记：1971－2002》，篇幅冗长，选用了278张照片，政治立场和艺术观念都表露无遗。他在希图构筑30年来伊朗历史的象征物。 有人质疑，把照片上特定历史情境的留影，当作是真实和历史本身，摄影师的历史观念，是否太过傲慢自大？也有人反问，真正的历史又是什么？外交官员在国外私相授受，内阁会议的档案不得解密，小民看到的历史，莫非是战时管制下的爱国报道？ 时光渐去，旧时政客曾经清晰可见的脸色，在革命里灰飞烟灭；街头的革命青年变身新的政客，理想主义的颜面荡然无存；没有照片，看惯了图像的现代人，到哪里凭吊历史烟熏火燎的时刻？因为伊朗人的固执自大，我曾认定，他是罗伯特·卡帕的接班人。纪实摄影的大船开进了深水，聪明人都洗脚上了岸，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必是深具政治激情的赌徒。卡帕、尤金·史密斯是最好的例子。阿巴斯呢？ 世事艰难，阿巴斯说，自己现在的创作更接近艺术市场。还没有到出底牌的时候，很多话，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