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如此地激励着画家！

　　广州美院有栋宿舍楼，居住着风格各异的画坛巨匠。已过古稀之年的著名画家杨之光常常风度翩翩地走下楼来，到各处传道授业；而住在顶楼的著名国画家陈金章却深居简出，多年来谢绝媒体拒绝访客，但去年77岁高龄的陈金章突然“失踪”，带了两个研究生跑去太行山，画了整整一个月才回到家。 　　陈金章本月30日将举办从艺60周年大展，他依旧谢绝媒体采访，记者几经沟通打动老人后才得以步入他的画室：一面墨迹斑斑的画墙，四处错落散放的笔墨纸砚、奇石木雕，还有案台旁一排笔筒中插着的或大或小的近百支毛笔恣意绽放着笔毛，处处浸润着老人一生的才情。画室内一股浓酽静谧气息，将这里的每一件物件赋予灵性，令到访者不免心怀一丝槛外客的忐忑。好不容易打开的话匣，老人在回忆里谈出了激情：想到老师高剑父当年授课时的生动讲解，意犹未尽；想到黎雄才晚年瘫痪后因拿不住毛笔而痛哭流涕时，眼泛泪光感慨唏嘘…… 　　陈金章说自己目前最痴迷于每天清早五六点的时刻，于城市的一片阒静中起笔入画，然后伴随天色渐亮画入高潮，最后在早上到来的人声杂沓中停笔。正所谓“平常心是道”，走近陈金章，发现一种平淡却不甘平寂的大师智慧：因年轻时听到老师一句越“老”的纸越好，20多岁他用参赛获奖的第一笔奖金买了大量宣纸，一直留用至今，非好画不舍得用；因沉迷山川河岳，一些山水时常入梦，数十年来他的床头就一直备有笔、纸，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留住这些入梦的山水；因名声在外，难免有画作赠人流入市场，身价不菲，但他却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一辈子画过所有的好画都留在自己手里，再贵都不卖…… 　　但这位自关、黎以来又一位继承与发展了岭南画派传统的著名画家排斥对自己“大师”的称谓，他认为一个世纪能产生的真正的大师不超过10位。而他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美术教育家”，他说自己用了40岁到60岁最年富力强的20年带出了6拨研究生，算是自己对广东美术最大的贡献：陈永锵、张治安、刘书民、周彦生、陈新华、万小宁、苏百钧、李劲堃、朱永成、方楚乔，如今都已成为广东美术界山水画领域的中坚力量。 　　艺术体验：山水画也能表现时代变迁 　　30年前，关老(关山月)看到这批写生后惊讶不已，说陈金章你从哪里画了这么多新鲜题材啊？他连夜给我写了评论投到报纸。 　　记者：您经常淡出公众视野，这次为什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从艺60周年大展？ 　　陈金章：我一直很看重展览。对比头衔和市场，这对一个画家是最重要的。画家最重要的是面向大众，作品能为大众喜爱才能证明是有成就的。 　　此次是我的一次回顾性大型展览，由于展厅限制，我拿出70多幅大画和一批小幅写生稿，有不少是我新近创作的，可以说件件都是我反复挑选出来的代表作。我特别要说的是这组写生稿，大家可以从中看到陈金章60年来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它们都是我身处山川河岳之中，被大自然感动时当场画出来的。30年前，关老(关山月)看到我这批写生后惊讶不已，说陈金章你从哪里画了这么多新鲜题材啊？他连夜给我写了评论投到报纸。现在我又补充了近年来的写生稿，一共有180多幅。 　　记者：从艺60周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有怎样的经验之谈可以与后辈分享？ 　　陈金章：展览里最早的一幅是上世纪60年代的《春》，我特别喜欢画那些生命力很强的题材。我画画几十年，靠的就是到生活中去，到大自然中去。2004年我画《报春图》，为了表现木棉，我跑遍了广州，走了迎宾馆——中山纪念堂——越秀山——鲁迅纪念馆——中央公园这条路线，特别感受春天蒙蒙细雨中的木棉，所以《报春图》里的英雄树又透出柔情。如果没有这种亲身体验，我就画不出这样的木棉。可以说，半辈子我走过了中国的大半河山，写生与体验在我的国画创作中占有第一重要性。 　　另外一点就是，作品一定要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岭南画派的前辈讲究这一点，后辈也不能忘。不能总关起门来自我欣赏，画主观的作品，要拿出去检验。有一次我带学生去农村写生，当地一个老乡说一个同学的画“一点都不像我，像鬼一样”，这其实就犯了艺术的禁忌。 　　记者：画山水也能体现生活和时代的变迁？ 　　陈金章：社会顺境和灾难，都会反映在画中。毛泽东逝世后，我到枣园感受伟人的足迹，画了一幅《枣园的春天》挂在毛主席纪念堂。那时候天天讲“艺术为政治服务”，我的创作自然也受到影响。1999年，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钱其琛在演说中谈论香港前途时说了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触动了我的同感，于是我就创作了一幅1.4米长的大画《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的学生林墉给这次画展写序言，说“不狂不浮，不空不乱，不浊不躁，不折不颠”叠成了我的大气。我觉得他是懂我的，而这股大气也恰恰来自于这个时代。 　　岭南画派：一个画派并非要统一格调 　　黎老(黎雄才)每天在大坝上骑着一辆自行车，挂着一个背包，装几个馒头和一包榨菜，带一个军用水壶，在堤下面画了一个月，画出了名作《武汉防汛图》。生活就是如此地激励着画家！ 　　记者：早年您就读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的广州市艺专，从他们身上您受益了什么？ 　　陈金章：高剑父对我的影响很深，他当时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口才是非常厉害的。高老师经常展示他的画作，给我们讲解。他的国画永远有一股新意，令我记忆犹新。我记得有一次他画了一只狐狸咬着一只鸡，狐狸的目光凶恶，他十分可怜这只鸡，画就取名为《弱肉强食》；还有一幅画上，只有一只雄鸳鸯在夜晚的雪地中，大家问他为什么不画一对鸳鸯呢？他解释说雌鸳鸯死掉了，雄鸳鸯在守护它，所以取名为《冷夜》；一只雄鹰扑向大海，高剑父老师取名为《抗暴》。身处那个动乱年代，高剑父的国画始终饱含热情，他提出以国画“改造国魂”的艺术主张，告诫后辈要关心时代、关注生活，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还有一次，国画课老师拿出一只白鹭标本让我们画。高剑父走进来就问我们：“你们有没有见过死的白鹭啊？”他告诉我们标本只能供参考，中国画不能画死的东西，这一点也为我日后一直受用。 　　记者：据说广州市艺专时，你就在关山月的班上，那是他第一次当班主任。 　　陈金章：对。岭南画派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物，关山月和黎雄才都亲自教过我，是我的恩师。在艺专读书时，关、黎从西北归来，带回了大量写生，让我们很崇拜。可以说，关、黎两位老师是在生活里磨练出来的画家，他们直接把那些作品给我们看，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晚清以后的中国画已走入死胡同，食古不化，都去临摹古画，追求类似京剧那样的程式，而他们的作品却洞开国画的新天地。 　　还记得黎老的经典作品《武汉防汛图》，当时我与他一起在堤上与防洪军民同吃同住。我看着黎老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挂着一个背包，装几个馒头和一包榨菜，带一个军用水壶，在堤下面画了一个月。生活就是如此地激励着画家！在当时大家都认为国画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候，他的这幅作品震动了中外。《武汉防汛图》反映了新中国时代千军万马搞建设的场面，我觉得比《清明上河图》还难画。 　　回头看，3位老师留给我的不是技法，而是教我怎么对着生活去画画，这个道理并不容易悟出来。好比许多人学郑板桥画竹子，但怎么都画不过他，就是因为郑板桥对竹是有真情实感的，不只是画竹，更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境界。 　　记者：近年来，有人说“岭南画派已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金章：岭南画派没有死，它的核心精神流传着。我觉得岭南画派的精髓并不只在于折衷、融合，更在于创新，就好像当年高剑父用国画画飞机，关、黎二人勇于用国画表现火热的时代生活一样。只要这种创新精神没有衰竭，岭南画派就不会灭亡。 　　一个画派与其讲什么统一的格调或框框，不如更突出地表现一种由特殊地域滋长的艺术面貌。当年3位老师教我，后来我教学生时，都有一条原则：学习老师的精神，而不能学老师的画面。所以，岭南画派的后人大都风格不一，各有所成。好比说，后一辈中的陈新华、李劲堃、朱永成、苏百钧、陈永锵都开拓出了自己的新气象，画得很好。 　　国画现实：有抱负的画家应远离市场 　　关、黎二老生前名声大，求画的人多，他们也画了很多应酬画，后来都被卖掉了，他们如果在世，肯定想不到会被炒成这样。 　　记者：有人说，当今时代的国画已没有必要再去重复石涛时代的山水、吴昌硕时代的花鸟了。您觉得国画适于表现高楼大厦、现实生活吗？ 　　陈金章：完全适合。只要能引起画家感触的都可以用水墨表现。也许在画人物时，油画有它的长处，可以更细腻；但写抒情的题材，借助水墨、宣纸的渲染，中国画有绝对的优势。我的学生朱永成用国画表现广州的上下九、繁华的都市生活，探索得就很好。 　　我天天都准时看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新闻。画家必须关注生活、关心时事，现在很多年轻画家困守在自己的世界里，沦为一种无病呻吟。比如最近我就在关注河南的矿井漏水事故，矿工们全部被救出来了，我很高兴。但我认为，山水画不善于直接地反映灾难或者悲伤的情绪，它主要描绘抒情性的东西。 　　我总考虑的是，无论什么时代，国画都应该是给大众看的。这就如同写文章，不是要追求艰涩。在一般紧张工作之后，回家能看到墙上的巨幅山水，体会舒畅安静之感，心胸为止豁然开朗，就是山水画的功能。 　　记者：可是为什么现在有影响力的国画家越来越少了？ 　　陈金章：最近我还和几个研究生在探讨这个问题。美院的教育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主张风格多元的同时，是不是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也放任了？我发现，现在美院的素描课，一些老师基本不讲，学生不知道怎么画，素描画不好就搞抽象。要知道，美院应该是帮学生锤炼基本功的阶段，而不是要去激发他们急于形成什么风格。当年我在艺专读书时，每门课安排得有条有理，十分严格。关老师就是一位很严格的老师，每天都要规定时间检查作业，这在今天的大学中是很少见的。艺术需要个性，美院的教育也应当因材施教，老师更应当手把手地指点。 　　记者：想听听您对市场的看法。如今能像您一样，“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画家已越来越少，市场越来越成为画家所看重的指标。 　　陈金章：我从关老身上吃过两个教训。第一件事是在美院的时候，关老已经蜚声海外，一个加拿大的朋友托我拿5000元钱送给关老，求他一幅画，关老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我；第二件事是关黎二老生前名声大、求画的人多，他们也画了很多应酬画，后来都被卖掉了，他们如果在世，肯定想不到会被炒成这样。 　　我的一些作品送给了朋友，后来朋友拿出去卖，那是朋友的事情。市场流通有坏处，也有好处，问题是中国目前真正懂艺术、为艺术而收藏的人还不太多。其实，画作交给有实力的私人收藏是不错的出路，因为他们往往拿出几十万买一幅画，会很珍惜。一些国家美术馆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堆放在库房里不见阳光。 　　市场会影响创作，有远大抱负的画家应当远离市场，能够为后世留下传世之作是画家的使命。我画了一辈子，自认为的好画都存在手里，但现在还没想到怎么处理。关山月死后把生前画作捐给深圳建了“关山月美术馆”是很不错的办法，因为他的作品可以一直让后人观赏，不断地感染普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