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会好吗？

不久前徐冰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表示，频繁地参展已经让他感到非常疲惫。 　　对于已被西方主流艺术圈充分接纳并早已功成名就的徐冰来说，这种疲惫不仅仅来自舟车劳顿所造成体力上的损耗，更多的是来自心理层面的疲倦。他觉得，这些全球性的大型艺术展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他看不到什么新的东西在里面。在那些邀请他参展的展览里面，他觉得自己在不断地重复自己，里面没有感官的愉悦、神经的刺激；相反，这些展览，或者大而化之，西方的艺术系统，就像美丽的罂粟花，在绚烂的表面底下流淌着的却是麻木神经感觉系统的毒汁。 　　虽然是西方艺术界的“座上客”，但徐冰并没有流于对它的赞美。相反，徐冰对它是批判的、质疑的：“最终看一个人的一生，是看你到底给人类提出了多少有价值的思维和想法，而不是你在艺术界多热闹。我希望直接关注社会，认真地做一些有意义、有创造、有益处的事情。它是不是艺术？我不太考虑。” 　　对于西方艺术系统的质疑和批评，在更早之前，徐冰就发表过他的看法：1.“我曾经对当代艺术极其有兴趣，并虔诚地接受这个系统的洗礼，积极地参与到其中，但参与完了才知道这个实际相当于一个困境。我开始对这个系统感到太厌烦、太无聊了，太累了”；2.当代艺术系统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想取消艺术，到头来其实是取消不了，反把艺术弄成一种难看的“被看品”。另一方面艺术家想摆脱工匠的身份，获得哲学家资格，实际上他们又没有那么深刻，反而把自己弄成些什么也说不清楚的“哲学家”。他们不但不为这种不清楚羞愧，反而用来做掩护，放肆地胡言乱语或装疯卖傻；3.他们的装疯卖傻不但不能被揭穿，而且还被整个艺术系统保护着，结果使一部分当代艺术家可以胡作非为，被愚弄的观众还背上一个不懂的罪名；4.当代西方艺术系统的这个状况已经是病入膏肓，这病根从杜尚就开始落下了，而到现在已经成为难以治愈的综合征。 　　现在西方当代艺术的前进方向其实杜尚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铺设好了。名重一时的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在我们的世界上，被称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只不过是个大骗局，一个巨大的迷信。”而杜尚，仿佛就是上帝派来人间的使者，将艺术这个巨大骗局彻底消除。“啪”的一声巨响，随着杜尚的小便池《泉》在艺术展中的出现，“艺术”这个漂亮的彩色气球便被杜尚用一个大大的玩笑所戳破。杜尚的玩笑并不是纯粹的玩笑，玩笑之余，是杜尚对“艺术”的轻视。杜尚所想要做的是把“艺术”打破、砸烂、捣碎；他希望将“艺术”从人类社会中抹掉。积淀在“艺术”周围的灵晕（aura）开始消散；一度高高在上的“艺术”开始缓缓下落，人们不再需要像古人仰望星空般地仰视这个人造的神话。 　　从此，世上已无“艺术”。 　　作为二十世纪艺术界最大的破坏分子，其实杜尚所要打破的不过是已被过分抬举、被奉若神明的“艺术”，杜尚反“艺术”的真正意图是放弃艺术的权威，将艺术活动与生活的界限取消，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等级。“生活为什么就不能是艺术？”在杜尚看来，生活当然可以是艺术！艺术与生活之间并没有等级关系，生活无须低艺术一等。自古以来，人类的艺术创作活动不过是人类各式各样的活动中的一种，各种活动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艺术活动并没有任何资本将自身与其他的人类活动区隔开来，从而建立等级。杜尚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等级砸烂、打破，恢复艺术的本来面目，恢复艺术活动的本真——真诚地面对生活、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艺术活动以内没有等级，艺术活动以外没有等级，世界内一切皆平等地存在着。 　　杜尚的“破坏”活动为往后艺术发展开拓了一大片沃土，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大批大批的艺术家都追随杜尚的脚步，继承杜尚的破坏因子，对艺术倒腾了又倒腾，将其翻来覆去，打烂、砸碎；艺术不应该只是取悦我们视网膜的物件，任何东西都可能拿来做创作实验，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艺术！波普艺术、行为艺术、大地艺术、观念艺术相继粉墨登场，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势。客观上，艺术的边界和可能性正是因为杜尚及其后来者得到极大的拓展。艺术也不再是让众人顶礼膜拜的崇高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有可能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 　　但是艺术界的后来者们并没有按照杜尚所设想的方向前进，他们只是在“创造性地破坏着”“艺术”，他们实质上是在杜尚创造的“反艺术”传统中重新建立其崇尚“艺术”的标准——那就是凡是反艺术的就是进入“艺术承认”体系的标准。你想获得“承认”，你首先就得采取反艺术的姿态。如果你去问问那些“反艺术”的先锋派们，他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艺术不重要了，艺术不再崇高了，艺术和生活平等了，他们的作品没有必有进入古根海姆、纽约现代博物馆，他们的作品是不是不再需要被“承认”了。我想，你会得知：他们希望被“承认”的愿望比谁都来得强烈。 　　慢慢地，在“反艺术”的大旗之下，“反抗”不再是流血冲突的代名词，相反，它代表着一种狂欢的方式，一种赢得“承认”标签的武器，一种获利的手段。“今天，从事艺术反抗事业的获利程度，已经超过了坚守传统风格的获利方式。这让越来越多的充满才气的年轻人投身其间，去从事被命名为‘反抗’的艺术生产活动。” 　　西方艺术世界的种种痼疾，中国的艺术界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避免。 　　“艺术为政治服务”——文革期间一句著名的口号，今天几乎不会再被提及。被从“政治”战车上解救下来的艺术，冷不丁却变成了人们发泄的工具，一种审美装饰，一种社会繁荣的点缀；艺术家们关注的是艺术的“先锋性”、“前卫性”、风格流变。对现实的回应？考虑艺术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对不起，那不是“艺术”所关心的话题。 　　在那个曾经经历文化大动荡的年代，梁漱溟曾经不无忧虑地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在这个被阿瑟·丹托称为“艺术已被终结”、艺术发展逻辑已被演绎至极限的时代，曾经策划过“逍遥游”系列展览的胡斌也曾哀叹：“艺术会好吗？” 　　对于所有真心关心艺术的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沉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