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坚守在自己的世界里

袁运甫近影

　　从外表看去，袁运甫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温和、儒雅，但当我真正走入他内心世界时，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从国立艺专、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一路走来，特殊的人生旅程和艺术经历，使他看上去比同辈艺术家更加厚重而深邃，即便是在70多岁以后，他的艺术追求依旧那样执著，情感世界依旧那样丰富，社会责任感依旧那样强烈，在创作上有鲜明的个性追求，对于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主张，他依旧在为自己的艺术梦想奔波忙碌着。 　　30年后再次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复制《祖国大地》 　　今年春天，中央办公厅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有关领导找到袁运甫，安排他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复制大型艺术挂毯《祖国大地》。73岁的袁运甫没有任何犹豫，一口答应了下来。在袁运甫的心中，这是一项很光荣也很神圣的任务。 　　袁运甫第一次接受这项任务是在30年前，当时有关方面安排他和刘秉江等人为即将动工修建的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件大型艺术作品，创作地点设在北京王府井北大街的考古研究所。袁运甫有自己的创作习惯，他每次都是先在家中把艺术构思画成小稿，然后带到办公室去放大，那段时间他们前前后后创作设计了很多题材，经过筛选上报，准备取意毛主席诗词《咏梅》进行创作，但这个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后来是按照毛泽东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进行艺术构思，寓意毛主席与大地同在，永垂不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创作，袁运甫等人终于完成了送审稿，为把毛泽东坐像衬托得雄伟高大，他们采用了民族传统的画法：大山小画，以小见大，江河、树木和远方群山都用朦胧的画法来处理，使画面显得更加深远，把人们带入辽阔深远的意境。在此期间，他们根据毛主席纪念堂美术组和中央有关领导的意见，多次对作品进行严谨细致的修改，最终完成了高6米、宽2米的油画作品《祖国大地》。这件巨幅油画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政治上说，都堪称精品，画面上是东方欲晓的神州大地，近处山峦起伏，飞泉流泻，长江黄河千回百转，归向大海，远处雪山沧海，依稀可见。整个画面大气磅礴、基调明快，使人心潮澎湃，胸襟开阔。 　　这幅画由山东烟台绒绣厂负责绣制绒绣画，袁运甫对女工的创作进行具体的艺术指导。 　　1977年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前夕，毛主席纪念堂落成，这件羊毛挂毯就布置在巨大的毛泽东坐像背后。远远望去，毛泽东就像端坐在这群山之巅、大地怀中，好似在巡视祖国大地的途中小憩。这幅艺术珍品从此深深留在了无数人的记忆之中，也成为毛主席纪念堂里最珍贵的艺术品。 　　30年过去了，作品的颜色开始有些变化，毛主席纪念堂要求他对这幅作品进行复制。袁先生原本以为这件事并不复杂，但接手以后，才知道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原来的画稿找不到了，需要重新进行创作复制。原来的创作集体早已不存在了，创作任务落在了他一个人头上。他推掉了其他的一切应酬和活动，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历时数月，一幅同原稿一模一样的油画作品摆在了有关方面眼前。顺利通过审查后，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对绣制单位进行考察。经过全面论证衡量，他和有关单位一起确定了由清华大学纤维研究所负责进行编织。袁运甫说：“清华大学纤维研究所把最新的纳米技术应用到创作中，使作品在色彩上更生动，质量上不变质、不变色、更长久。”袁先生对这件作品的创作格外用心，经常到所里进行创作指导，在质量上把关。 　　不久，这件新的艺术挂毯就会布置到毛主席纪念堂，而原来的那件作品将作为珍贵文物被永久收藏。 　　为艺术鼓与呼是我的责任 　　作为当代公共艺术的奠基者，袁运甫数十年来坚持在这一领域进行不懈探索。他认为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设，是公共艺术工作者服务于社会的主要方式。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公共艺术已经作为一门新学科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袁运甫说，对城市的建设和改造，要有长远的、整体的规划，不能搞成千篇一律，让人走遍全国却感觉在同一座城市里旅行；更不能不考虑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一味地标新立异。袁运甫先后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巴山蜀水》，为北京建国门地铁站创作壁画《中国天文史》，为世界公园门口创作彩色花岗岩拼镶浮雕壁画《世界之门》，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创作锻铜贴金箔的壁画浮雕《泰山揽胜》，为中华世纪坛大厅创作的花岗岩拼镶浮雕壁画《中华千秋颂》，为全国政协创作花岗岩浮雕壁画《高山流水》。这些作品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愉悦，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符号，成为人们美好的记忆。 　　袁运甫敢于大胆阐述自己的艺术见解和主张，也经常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奔走呼吁。他说艺术家的责任感要求他必须这么做，否则，内心就无法安宁。 　　对于当代艺术教育，袁运甫有自己的独到主张，他认为美术教育必须建立大美术观念，让学生全面学习提高综合艺术素养，现在的艺术教育过细的划分，使学生的艺术视野和知识结构受到很大局限，使每个人只能走一条狭窄的路。对于十分盛行的老师带弟子的做法，袁运甫也不苟同。他认为艺术不能搞成作坊式的，如果学生只能摹仿师傅，必然造成艺术狭隘。袁运甫曾大胆提出“自助式教育”，体现在教学上应该实行学分制，增设选修课程，这在艺术院校过去是没有的。其次，实行工作室制，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一起组成工作室，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这样既保持了每个人的特点，又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按照模式化去培养和塑造学生。 　　袁运甫还多次呼吁，尽快建立国家艺术博物馆，集中展示我国的珍贵艺术品，这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必然要求。 　　对于前辈师长，他一生都心存感激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袁运甫很动情地说：“我17岁考入杭州国立艺专，从那里走上艺术道路，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与诸位艺术前辈的悉心栽培是分不开的，是他们把我引入艺术的殿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正是仰赖这些可敬的前辈师友对我的培养。对于他们，我一生都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袁运甫说，前辈艺术家十分令人敬重，他们当时的创作环境比今天的我们要艰难得多，甚至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对民族和祖国的忠诚，对艺术的不懈求索以及他们对精神世界的坚守都值得我们学习。袁运甫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时，曾经师从黄宾虹、林风眠等许多老一代艺术大师。袁运甫回忆说，那时80多岁的黄宾虹住在葛岭，他的儿子黄映宇和我是同学，经常带着我到他家中，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老先生。黄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先是神闲气定地打一套太极拳，那份从容淡泊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然后开始大声朗读自己新写成的诗词，一字一句读得抑扬顿挫、韵味悠长。对于自己的班主任彦涵老师，袁运甫的记忆更为深刻，没有讲课任务的时候，彦涵总是早早起床到孤山画室去创作，他一进去就把门从里面锁上，开始忘我地创作，饿了就啃几口凉馒头，直到天黑才回家。袁运甫有时趴在窗子上偷看，被老师为了艺术而像苦行僧一样生活的精神所深深感染。后来有半个学期，学校安排外出创作，彦涵带上了袁运甫，两人吃住创作都在一起，使袁运甫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两人的师生情谊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05年，年近九旬的彦涵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艺术回顾展，袁运甫推辞了很多重要活动，和夫人早早赶来向老师祝贺，这份真情令彦涵动容。 　　袁运甫与画家吴冠中也是交情深厚，“文革”时两人一起下放农村。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也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劳作之余，他们利用粪筐作画架，偷偷作画，后来被朋友们戏称为“粪筐画派”。上世纪70年代初，为完成北京饭店大型美术作品《长江万里图》，他们一起从上海、苏州、黄山、武汉、三峡、重庆，一直到浙江及胶东的许多渔村共同生活创作，这一宝贵的人生经历，让袁运甫至今想来还留恋不已。 　　共同的追求和爱好，使一家人的亲情更浓更深 　　同许多北京的艺术家纷纷到郊区创作居住不同，袁运甫选择了留在城区生活，他的家在北京东城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环境清雅幽静。为了便于创作，袁先生在自己居住的楼里又购置了一个单元房子，在里面布置了一间大画室，他和爱人钱月华每人一张画案，只要有时间，就到那里去画画。在中国画领域，他尝试从材料、色彩、表现内容、创作方式等多方面入手来改造、丰富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力，他创作的彩墨画曾先后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加拿大总统克里蒂安等政界要人。前不久他代表中国画家创作了国画《万里长城》，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受到普遍好评。 　　袁运甫和爱人钱月华是同学，两人从同窗之谊到心生爱慕，至今已经一起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是知音，在生活上是伴侣。他们的两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自立门户。大儿子袁佐先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又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考取研究生，赴美国学习深造并留在美国麻省美术学院从事美术教学，最近还带领20多位学生和美国的访问学者来中国实地学习研究东方文化。小儿子袁加也是从事艺术创作的，曾设计《哈雷彗星回归》邮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内的艺术设计和布置也是他的杰作，最近在为北京2008奥运会运动员村做环境设计。说到两个儿子，袁先生的脸上不由地流露出作为父亲的自豪和骄傲。有时，远在美国的小孙女和在北京的小孙子到他身边来过暑假，他教孩子画画，带孩子外出参加活动，在融融亲情中享受着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