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痛苦的墨西哥凤凰

弗里达·卡洛

　　一次事故改变了她的命运：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 　　她把灾难变成了戏剧，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真实地记录个体生命所经受的磨难 　　她是非凡的女画家、女作家和女革命家，她头顶的大丽花，特立独行的着装风格，一度影响了时尚潮流…… 　　弗里达小传 　　弗里达 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她6岁时就得了小儿麻痹，从此成了拐子。18岁一场车祸,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1926年，在病愈后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的生活与情感。从《破碎的柱子》到《两个弗里达》，自身的痛苦，与丈夫里维多之间的感情纠葛，成为她许多作品的灵感来源。1932年，弗里达流产，休养中画了《底特律的流产》，从此画风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且首先在西方世界声名鹊起。她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士顿当代艺术学会和费城艺术馆被列入最有威望的艺术家之中。她也逐渐成为墨西哥国家的骄傲。1946年，她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奖金并在年度国家展中获官方奖。她还在一所新型的实验艺术学校授课，以非传统的方式带给学生许多灵感。 　　她的作品除了是个人生活苦难的精神呼告，也充满了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的象征符号， 成为文化国家主义的政治象征，使得她的作品有了超越个人女性经验的文化、政治反思意味。《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的自画像》、《我的衣服挂在那儿》等作品就是很好的说明。 　　1954年，她在墨西哥举办了唯一一次个展。1954年7月，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不久便在睡梦中死去，似乎是窒息而死。很多与她亲近的朋友都怀疑她是自杀。 　　弗里达身后影响依旧深远，她成为墨西哥艺术的一支标杆。她的曲折身世被改编成电影、电视作品，她具有民族风情与独创精神的着装风格也影响了时尚界的潮流。 　　她的一切 　　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6月13日，弗里达·卡洛诞辰100周年、逝世50周年之际，一场名为“弗里达·卡洛1907~2007”的展览，在墨西哥城美术宫博物馆开幕。8月19日，声势浩大的展览落下帷幕。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弗里达作品展，也是一场国家级别的纪念。 　　展览共包括354件作品，其中65幅油画，45幅素描，11幅水彩画和5幅版画，还有大约50封书信，超过100多幅私人照片,全面反映艺术家所生活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通过这354件展品，展览试图展示与塑造的，是一个活跃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墨西哥政治舞台上的非凡的女画家、女作家和女革命家形象。“弗里达·卡洛”这个名字，几乎成了墨西哥现代艺术成就的标志性词汇。她的名字与墨西哥的国家民族主义连在一起，生前身后都不能脱离与政治的纠缠。 　　难道人们对弗里达的记忆只是刻意运作造成的？似乎又不是这样。大众文化可以提供更好的证明。她头顶的大丽花，特立独行的着装风格，一度影响了时尚潮流。她曲折传奇的人生经历，屡屡被拍成传记电影、电视，即便不了解艺术史的普通大众，也能说出关于她的一二。关于她的一切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正因为如此，她被我们长久纪念，雕刻在记忆里。 　　展览中，她与私人医生利奥·埃劳塞之间尘封半世纪的50多封书信首次向公众公开。展现弗里达文笔功力的同时也揭开了她的内心世界。弗里达一生与车祸带来的伤痛为伴，医生、手术与药物成为一种被迫的依赖。弗里达和自己的私人医生无所不谈，甚至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和私人感情生活。与埃劳塞医生的通信成为她倾诉排解的渠道。1940年，弗里达甚至把她的自画像送给埃劳塞：“谨将我的肖像画及全部的爱献给我的医生、最好的朋友、利奥·埃劳塞医生。” 　　车祸导致不能生育的问题时刻缠绕着她，内心本能的母性渴望与身体的否决在她成为一种煎熬。第一次流产让她意识到身体无法承受怀孕的压力。此后两次流产让她默认了这个现实。她曾写信给医生埃劳塞：“我最敬爱的医生：你无法想象，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多么想写信给你。我非常想拥有一个小迭戈，为此哭过很多次，但一切都完了，除了忍受这个现实，我别无选择。” 弗里达因为不能生育而承受的巨大痛苦首次向公众展露。 　　她与埃劳塞医生的通信将被编撰成册出版。因为弗里达的信总以“我最敬爱的医生”开头，出版商将这本书定名为《我最敬爱的医生》。 　　“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多” 　　坎坷情路：“我希望永不再来” 　　弗里达一生便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戏剧。她的整个生活与创作生命淹没在一场车祸和一个名字“迭戈·里维拉”里。 　　1922年,父亲将15岁的她送进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未来的丈夫迭戈·里维多。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1926年，在病愈后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多。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多。” 　　1930年，里维多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多回顾展。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32年，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她从此发展出完全不同于丈夫的风格，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多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她曾说：“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象——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多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里维多从未钟情于任何女子，弗里达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 　　40年代早期，弗里达与里维多离婚，原因至今是个谜，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在美国复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里维多意识到弗里达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她的健康从来就没有特别好过，1944年以后明显更差了。她开始接受众多脊骨与跛脚的手术。研究她生平与作品的权威人士怀疑是否这些手术都是必要的，或者它们只是吸引里维多注意的手段。 　　1954年，弗里达受到组织坏死的威胁，对右腿膝关节以下进行了截肢，终点临近了。1954年7月，她最后一次在抗议打倒危地马拉左翼总统的共产主义游行中公开露面，之后不久便在睡梦中死去，似乎是窒息而死。很多与她亲近的朋友都怀疑她是自杀。她在最后的日记上写着：“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弗里达” 　　资讯延伸 　　电影《弗里达》: 　　传统视角的演绎 　　电影《弗里达》是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坎坷而传奇的一生为题材拍摄的传记式电影，是2002年第59届威尼斯电影展的开幕电影。影片获得了奥斯卡六项提名，最终赢得最佳原创奖和最佳化妆奖。影片跨越了弗里达从15岁到47岁，32年的生活，时间脉络从1922年一路延展到1954年。 　　导演茱莉·泰摩（Juie Tayluor）为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花费了七年时间。或许正是由于导演的努力，这部电影给人异常绚丽精致的效果。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导演对弗里达的生平十分熟悉。导演在电影拍摄中刻意地运用了多种拼贴手法,表现出导演对画家无微不至的体贴。不过仍有评论认为导演把画家再现为一个在情感漩涡中纠缠终身、不能自拔的传统女性人物，体现了男性中心视角下对她十分有限的理解。故事编剧也因此流于通俗的大众口味。 　　（李文 编译） 　　弗里达， 　　她总在镜中独白 　　关于弗里达·卡洛自己率直的性格以及她特立独行的自我暴露风格，她解释道：“我要表现的是我自己的真实。我只知道，我作画是因为我需要它。我要画穿过我头脑的任何事物，而不考虑其他。”正是由于她的作品穿透了事物的表面，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才使我们每一个人立即就被她的自画像所吸引住了。在这种热烈的坦白中，她记录着她的爱、困惑、疾病、无法生育以及对丈夫里维拉持久不变的激情。 　　弗里达·卡洛的绘画充满了矛盾。表面上的节日服饰和她内心的痛苦构成了一种张力。在抑制情感流露的面具和暗潮涌动的内心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道裂缝。就在她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女英雄的同时，她也坚持让我们了解到她的弱点。她被迫去审视自己，不带任何偏见地审视，但同时，她也塑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她让自己躲在面具背后，以此来抵抗人生的打击。对卡洛来说，自画像既是一种心理疗伤的方式，又是自我克制的手段。通过将病痛投射于替身弗里达身上，她不仅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并进一步证实现实的岌岌可危，而且还能起到祛除病痛的作用。一方面是吐露心声，另一方面又是在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卡洛将自己的感情状态都释放在自画像中了：这不仅是一种感情交流的方法，而且是控制情绪的技艺。因此，在她的作品将我们拉进她的势力范围之时，它们也在阻挠着我们的进入。距离使它们像钢铁一般坚固，缄默又使它们变得冷酷无情。从她开始作画的1926年至她去世的1954年（终年47岁），她共创作了近200件作品。这些作品迫使我们直面这位颇具传奇性而又血肉丰满的卡洛，并且通过她，我们将面对我们自身中那些尚未探索过的领域。 　　（摘自《弗里达：一个女神的画像》） 　　她剖开胸膛 　　展示给大家 　　一个女艺术家的百年诞辰可以成为国际文化界关注的话题，一座名城因此而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关注的地方，这样的女艺术家在世界艺术史上实属凤毛麟角。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诞生100周年，今年的墨西哥城势必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因为这里的美术馆举办了弗里达百年诞辰回顾展。 　　这位现代杰出的女画家香消玉殒已经五十年，但其名声越来越盛，甚至似乎超过了她的夫君里维拉——在现代美术史上大名鼎鼎的画家，墨西哥现代壁画运动三杰之一。病痛、车祸、婚姻波折等等苦难，带给她的除了痛苦，更有炽热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爱，正是在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痛苦人生中，她成为浴血重生的火中凤凰。 　　她的自画像系列被公认为是感人至深的肖像作品，在那里面除了真实地记录个体生命所拥有的欢愉和经受的磨难，更表明了自我面对世界的生存态度。确实，弗里达如熔岩般火热的激情、充满着墨西哥提华拿族土著况味的诡异风格、天荒地老般质朴的艺术冲动使人们无法在与她相遇的时候保持冷漠。她的真诚与炽热会使人喘不过气，过于投入地拥抱她的艺术的人不小心也会受到伤害，就如她的敏感和才情使她的心灵刻蚀着一道道的伤痕。 　　她最为著名的自画像《破碎的柱子》（1944年）真实地呈现出她在身体中所承受的痛苦，支架、钉子、包扎带以冰冷的理性力量完全地宰割着女艺术家的身体，然而她浑圆的乳峰、她提按着飘裙的双手、她眼中滴下的泪珠和在她身后的田野和天空，都在以另一端的身体感性反抗着金属理性，身体在风中无畏地挺立着，一部人类身体史中最痛苦也是最快乐的乐章轰然奏响。这幅自画像在世界肖像艺术史上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里维拉认为在古往今来的艺术家中，“她是唯一剖开胸膛与心脏，将自我生理学上的情感展示给众人的画家”。她在作品中把自己人生的灾难、最隐秘的情感、最纤细脆弱的敏感心灵以及最不设防的热情性格都坦呈在人们面前，难怪有不少艺术评论家都认为，弗里达的一生都在其作品中呈现无遗。 　　她的另一幅自画像《两个弗里达》（1939年）是其婚姻与情感波澜的最好见证。画面上两个弗里达都是心脏、血管暴露在外，右边一个手里拿着丈夫的小照，左边一个的血管在被剪割、在滴血。她在生活中发现了丈夫与自己妹妹偷情之后，也产生了种种婚外恋情；她甚至不讳言自己是双性恋者。在她的作品中，痛苦是伴随始终的主题，但痛苦不仅在呼吁关怀，更在表达尊严；痛苦不但使心灵抽搐，也使心灵感受到坚定与无畏。 　　在人们比较关注的痛苦的主题、现实与梦幻结合的手法、诡异的心灵意象之外，弗里达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应被人们忽视，那就是在她的血液里、精神上和作品中的政治情结；在情色的弗里达、民族性的弗里达，甚至在今天已经被时尚化的弗里达之外，还有一个政治的弗里达——这个使女人、情色与革命结合的艺术家令我们那些时髦画家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她明明出生于1907年，却偏偏喜欢说自己出生于1910年——与墨西哥革命同生；她去世前未完成的作品是一幅斯大林的肖像——在生与死的两端都自觉地与政治牵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