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透支 中国行为艺术走到中年

当年枪击电话亭中自己映像的艺术家肖鲁在展览现场重现当年场景

　　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正在举办行为艺术家何成瑶的个展，北京现在画廊在M50的上海分部也正在举办“七宗罪”行为艺术展。何成瑶个展的作品，基本上是对她艺术履历的一次回顾。而“七宗罪”则是对1989年美术大展上七个行为艺术作品的文献展示。 　　何成瑶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行为艺术创作，并由此发散开来形成了作品系列。“七宗罪”则从中国行为艺术的源头上进行了一次回望。不管这两个展览的形态如何，它们都难免让人联想到当下。客观地说，这两个展览在当下的艺术氛围中显得有些突兀。 　　随着架上绘画主流地位的逐步确立，新媒体艺术作为后起之秀的咄咄逼人，行为艺术，近两年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边缘。甚至，它们最多只是某些大型艺术展览开幕式上的点缀，聊胜于无。一大批早年间做行为艺术出身的艺术家已经转行，饱受非议的另一部分艺术家因为各种原因又没有新的作品面世，从新旧艺术家的承接上来看，行为艺术也有些青黄不接。难怪，不少人至今怀念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那时候可谓是中国行为艺术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当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提法，这只是一种印象。它的产生，当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西方观念的进入，使得长期闭塞的中国艺术家突然获得了十分顺手的理论武器。他们挥舞着观念的大棒，向官方美术体系索取生存空间和话语权。这个场景，似乎让人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走进贵族极尽奢华的花园。 　　一部分激烈的艺术家迅速发现了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的优越之处，它不需要借助过多的外在表现形式，身体的语言就是最有效的语言，因为身体的复杂涵义足以让作品本身具备充分的成立依据。这也正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策略带来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急于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刚刚走出封闭的中国，检验其价值的普遍性，满足其实现文化“霸权”的欲望。当时在中国尚没有合法地位的观念艺术，尤其是一些后来被频繁提及的行为艺术经典作品，能够为其提供验证。 　　也就是说，早期的行为艺术，设置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假想敌，那就是主流话语系统。它们不需要确立具体指向的目标，而是针对抽象的、作为一个模糊整体的主流话语。批评家王南溟认为，偏重心理研究和潜意识，重视偶发性，是那个时代行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对潜意识的追问和对个体在偶发情境下的心理研究，突出了个体意识，其实是一种克服上帝话语的宏大叙事。 　　但是旧有的话语霸权———艺术的和政治的，终究还是逐渐被打破了，社会语境在迅速变迁。这个时候，当代艺术不再以反抗者姿态为立足点，它应该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现实和公共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王南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语来形容———“提案”。艺术家感受公共领域的问题，用自己的作品表达感受和思考，甚至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社会的巨大转身，带来了艺术相应的转型。也就是说，原先作为假想敌的那个抽象、宏大的体系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零碎、纷乱的社会图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行为艺术家都意识到了这种转型，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开始由具体的社会问题切入公共领域话题的讨论。王南溟认为，对后来这些行为艺术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艺术是一种舆论”，行为艺术尤其如此。检验一个行为艺术作品的优劣，要从具体的问题情境入手，落向艺术家个体感性生命和社会共性之间的关联上。而有些艺术家，到了2000年之后的作品依然还是简单的自虐、自残、裸露……王南溟说，自己并不全然反对暴力、血腥的作品，但首先它应该遵循公共性的标准，然后作品还需要有充分的理论立足点。他说自己很支持金锋让秦桧站起来的那件雕塑作品，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从人性、人权等方面重新解读历史的视角———虽然这个作品引起了很大争议并且不准展出。 　　中国行为艺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时候，当然也有暴戾的气息。但是，这股暴戾之气随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规驯。放任肆虐的结果，就是行为艺术本身发展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割伤自己、亲吻小鸡令其窒息而死、吃死婴……对身体的伤害性体验和对暴力极限的探索濒临临界点。策展人顾振清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到了吃死婴这个作品，行为艺术在暴力血腥的途径上已经走到了头。除非接下来艺术家消灭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行为艺术的行为伤害了自身的前景。在公众眼中，行为艺术成为一群疯子和骗子的把戏。他们用“行为艺术”这个词语相互开着玩笑，来形容自己表示鄙视和恶心的行为。 　　行为艺术在中国才经历了短短20年时间，就迅速透支了各种概念和手段。行为艺术作品当然还有人在做，但做得艰难。在“七宗罪”展览现场，当年枪击电话亭中自己影像的艺术家肖鲁，以“浪子”形象出现在艺术江湖中的艺术家王浪，都唏嘘不已。时隔将近20年，他们再次站立在自己的作品前，都表示现在做作品理性多了，再也不像当年那么热血沸腾浑身冲劲。影像资料上年轻气盛、面容清癯的艺术家们，如今都已经人到中年。时间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容颜。 　　记者观察 　　萧条原因解析 　　何成瑶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的展览中，希望按照规定从官方慈善基金渠道中接纳和发放募集到的捐款，这笔钱将用于帮助她家乡和她一样身世苦楚的弱势群体。当官方慈善基金看到了她裸露身体的作品时，拒绝了合作。他们害怕和行为艺术有了关联会惹祸上身。 　　行为艺术注定要接受关注、遭受批判、引发争论，同时经历上述这类尴尬的事情。 　　“为了警示对动物的虐杀而虐杀动物，为了呼吁环保而污染环境，为了抗议暴力而使用暴力”，这是评论文章对行为艺术批判时常用的类型文字。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行为艺术更多地以“社会新闻”的身份被人们关注。在缺乏足够有效、专业的传播渠道的情况下，行为艺术的争议总是迅速脱离了艺术背景，而在道德、主流价值观等陌生的被告席上接受单向审判。 　　中国行为艺术的传播和反馈系统就是这样运转的，这是它自身的悲喜剧。而由于行为艺术的污名和萧条，其他中国艺术门类和它有些貌合神离。官方的美术馆很难接纳行为艺术，策展人和民间艺术机构因为害怕行为艺术不可预测、无法控制的“偶发性”事件会导致整个展览被取缔，而顾虑重重。中国当代艺术，在面对行为艺术这个叛逆的孩子时，心态矛盾。行为艺术的展示空间因此被大大压缩。 　　当前中国行为艺术萧条的原因还在于艺术市场。就像上世纪90年代早期，做装置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多，而过了几年转向绘画的艺术家则多了起来。王南溟认为，近年来艺术市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绘画领域，资本的无形之手挥舞起指挥棒，一些行为艺术家开始绘画，行为艺术的萎缩实属必然。这并不取决于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是否有冲击力或者具有批判性，就像著名的批判艺术家汉斯·哈克，他的作品卖得并不好。 　　在砸完了贵族的花园、戕害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在模仿完西方已有的行为艺术作品和观念之后，在行为艺术的自我救赎之前，萧瑟的景象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