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是卖弄技术

　　“2007艺术长沙”即将拉开大幕，方力钧、王音、李路明、毛焰、李津五位艺术家的作品将齐齐亮相，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大规模集体进入长沙。 　　在省博物馆布展现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方力钧摸着他那著名的光头说：“绘画作品，最喜欢的就是卖弄技术。这是一个圈套，我们一辈子都要警惕。” 　　在中国前卫艺术家群体中，方力钧就像他那著名的光头那样，铮亮而醒目。他的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他的代表作之一《打哈欠》被德国收藏、鉴赏大家路德维希和以其名字命名的博物馆收购、收藏并在全球巡展。1992年，《打哈欠》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这幅作品让他从此成为世界主流艺坛中的重要艺术家。 　　关于方力钧，谭国斌对记者谈到的却是他开办的餐馆。谭国斌是湖南著名收藏家，有湖南收藏界“藏虫”之称。“藏虫”与方力钧私交甚好。他说，方力钧在北京开了几家“岳麓山屋”湘菜馆。方力钧不是湖南人，但据说喜欢湖南以及湖南人。谭国斌说，“非典”时期，方力钧开车离开北京，原先的几个答应接待他的朋友，最后都装傻不兑现自己的话，最后他把车开进湖南，发现湖南的朋友齐刷刷地都在等他。还据说，方力钧还开了“茶马古道”餐厅，餐厅二楼的地板是透明玻璃的，穿裙子的女孩子，基本上不敢上二楼。 　　谭国斌口中的方力钧，周身萦绕着人间烟火。 　　周身萦绕着人间烟火的方力钧说：“我就是想看看，一个正常人是不是能搞艺术，他能把艺术搞成什么样。” 　　记者：“‘正常人是不是能搞艺术，这个正常人是个什么概念？” 　　方力钧：从梵高、高更这类的艺术家之后，社会需要的艺术家好像都是蓬头垢面的、不洗澡的、疯疯癫癫的，甚至是不讲道德的。艺术家好像只有做成这样，才能满足社会对艺术家的想像和愿望。但是，我觉得艺术家不能都装成这样去迎合社会。当然了，如果规定艺术家都必须装成动物园的猴子一样，才会获得一些待遇，很多人会愿意去装，而且你给他待遇越高的话，愿意去装的人就越多。但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做一个正常人，想看看一个正常人是不是能搞艺术，能把艺术搞成什么样。所以我不太想去迎合这样一种需求。 　　记者：但是，一个餐馆老板，一个艺术家，这两种身份放在一起，艺术家这个角色的影响力似乎会被削弱许多--常人，比如我的理解是，餐馆老板搞艺术，一般是附庸风雅；而艺术家开餐馆，则是不务正业，打理餐馆会挤占他创作的时间。 　　方力钧：开餐厅也好，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好，我觉得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都是一种滋养。只有得到这种滋养才可能进行创作。说得直接点，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就像喝水和小便的关系一样。有些艺术家认为，只需要有崇高的理想，他就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所以他就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面，也不去生活，也不去体验，也不去喝水，只知道往外挤小便，早些时候还能挤出一点来，到最后，把血都挤干净了也挤不出来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滋养和补充。 　　而有些人可能每天混迹在这个社会里，与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相互审视，他得到的滋养多，他自然会创作出艺术作品。 　　记者：这个状态与你说过的“我们像野狗一样生存”有没有联系？ 　　方力钧：那句话是我2000年之后比较郁闷的时候写的，它的核心是一种独立性。新中国以后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太差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才出现比较多的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 　　记者：那么，你得到的这种滋养，在你的作品中有怎样的体现？ 　　方力钧：我的创作，侧重于体会生命的存在。用传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个古老的话题。但因为生命是不可以被代替的，所以一个时代的生命和这个话题所构筑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永远的话题。 　　记者：既然是体会生命存在，那么，以你的一组三幅作品为例--第一幅是一个可爱的婴儿，第二幅是一个天真的幼儿，第三幅是一个被蝴蝶、苍蝇、马蜂、蜜蜂等等扑满了的人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存在呢？ 　　方力钧：那是一组组画，是关于人的生命的过程：开始时是充满希望的乐观的，是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孩子，后来来了很多苍蝇、蜜蜂、马蜂等等，表明到最后各种麻烦都来了。这是我个人关于生命的一种想法：生命就是从干干净净到被幸福和麻烦包围的一个过程。 　　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也是我说服自己的过程。在画这个作品之前，我很讨厌生活里的一些麻烦，如喝醉酒被警察抓住了、跟家人吵架了等等，但我在创作它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人的生命的价值，它与麻烦是不可分割的。比如有人问你喜欢生病或者找麻烦吗，你肯定说不喜欢。但如果问你“喜欢做一个植物人吗”，你可能更不喜欢。你宁可被人天天欺负，也不愿做一个植物人。所以生命必须要承载一定的内容，这个内容大体上就是麻烦。生活中的麻烦都是滋养生命的，没有这些麻烦，生命就不成立了。 　　记者：这些内容，好像不能从你的作品中直观地看到，需要认真思索。 　　方力钧：我的作品都是从虚的地方取材，我希望讨论的是关系，而不是一个实景或结果。 　　一般的艺术品、绘画作品，最喜欢的就是卖弄技术。比如画一截腐木，你可以把它画得看上去相对坚韧，也可以把它画得有炭化效果，等等，在处理这样的细节或对象的时候，传统的画家有了用武之地，他就可以卖弄他的绘画技术。但这就很容易把画家引向一个歧途，就是只知道卖弄，而不知道就生命面临的问题作一些思考，并用你的表现方式把你的思考表达出来。 　　很多年前，我慢慢明白了“不要卖弄”这个道理后，在作品的技术处理上我都是适可而止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不把工作重点用在实景的质感的表现上，而是着力于动态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中。 　　记者：既然你的作品着力于讨论的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关系”，而非实景的表现，那么你觉得，普通观众读懂你的作品的可能性有多大？怎样才能顺利地进入你的世界？ 　　方力钧：我尽可能地、非常本份地把个体的人的感觉、想法表达出来，但我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本份的想法，就往低里面去迁就观众。我们的社会，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是精英文化，它是不太理会基层老百姓的想法的，而现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是流行文化，在这个文化中，基层老百姓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而他们要求的权力有可能是对文明不利的。精英文化刻意地去迁就底层的文化需求，我觉得这对人类来讲未必是什么好事情。 　　背景故事 　　“办这个展，是一种境界” 　　“‘港句实话，境界不一样了。”谭用满口的长沙方言强调，口音和语速让人感觉你不相信他就跟你急。 　　谭国斌在长沙市解放路上拥有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当代艺术收藏的他，原先考虑得多的是投资、效益，现在，他说他想的却是如何弘扬当代艺术的问题。“现在的人讲到湖南，要么就是‘超女’‘快男’，要么就是洗脚。我搞这个展览，作古正经是想提高湖南人的文化品位，也是想把‘艺术长沙’做成一个品牌。搞得好的话，明年、后年接着办下去。” 　　去年12月，谭国斌就和方力钧商定下来搞这样一个展览，并且确定下来是公益性的：组委会不收一分钱，不跟画廊谈条件，也不向艺术家索画，而按照现在的规则，展览完后，艺术家的部分画作是要归主办方所有的。另外，如此大型的一次艺术活动，竟然没有获得一家企业赞助，“我们只想着办一次公益性展览，所以对于拉赞助这些事也没有很上心。”谭国斌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遗憾。 　　谭国斌办“艺术长沙”展览的想法得到省博的大力支持，”我和省博一说，省博马上就答应了，还把十一黄金周的黄金档期给了我们。”据他说，对这次展览，省博原准备对观众免收门票，但后来担心因此人数太多，才放弃了免票的想法。 　　李路明·关于当代艺术 　　（李路明：湘籍艺术家，被称作“反讽的终结者”，以《云上的日子》和《1970年的肖像》系列，终结了中国当代艺术20多年来对红色时代资源反讽式的运用，为当代艺术增添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艺术是最有活力的” 　　十几年前，巴黎，李路明出门时路经一家家居店，看到一个店员在门口微笑迎客，他是一个小伙子。 　　十几年后，李路明再次去往巴黎，再次经过同一家店，竟然再次见到当年那位小伙。他依然在店门口迎客，十多年前的微笑依然挂在脸上。 　　作为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李路明很有感慨。 　　他说，如果是在长沙，经过了十几年，连本地人都快要不认识长沙了，但在巴黎，十几年过去，街道还是那个街道，人还是那个人。这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是不大的，人们的生活比较平静，当代中国则处于剧烈的转型期。“这是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幸运。”李路明说。他认为，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张力，这种张力下产生的当代艺术，是最具活力的，它能引起全球的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被放到国际聚光灯下的机会。 　　李路明说：“比如我，50岁，经历了几个时代，跨度非常大，这样丰富而宝贵的体验，是任何一个西方艺术家都不会有的。” 　　“当代艺术是一种状态” 　　不是说当代人今天创作的作品才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不应该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类型判断。它的确带有某种实验性，它的观念性比较强。 　　“作品不在于好坏，而在于有没有效” 　　我觉得作品没有什么好和坏，而在于它有没有效。现在很多艺术家追求好画，片面追求色彩美，拿起笔就画，把创作当成笔墨游戏。艺术不是简单地绘画，好的艺术家脑子里都是有问题的，他的作品都是讲究精神的东西的。 　　“再肮脏的历史，也是属于你的” 　　《云上的日子》表现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我的朋友以及我自己的生活，是关于我的青春期的记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们以为担当的是解放全人类的任务，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很幸福。现在，对于那段历史，我不作道德判断，只是重新审视，因为，再肮脏的历史，也是属于你的，你都要认真审视和清理它。 　　审视的结果是你不会盲从，不会舆论说什么、文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的头脑会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