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文化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巴蜀得源头之清,发而为天籁,故那里的人,散淡而有追求,幽默而不刻薄。下游的吴越,尽得水利,故彼处的苍生,在谨慎中求优雅,于勤奋中得自适。散淡而又幽默的人,神闲心静,爱财富更爱安逸的生活。故巴蜀之地,郊野多灵异山水,城市多酒肆茶楼。女孩儿眉眼生动,爷们儿怡然自得。谨慎而又勤劳的人,有意无意,都在培植温良恭俭的乡风。故此处,多士大夫,多艺术家。自南宋之后,引领生活潮流者,多半产自吴越。到那里一走,盈耳的吴侬软语,会让你想起“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诗句。
比之巴蜀和吴越,荆楚地方的人,便显得霸气有余而矜持不足,亢奋尤多却敬畏较少。这也是地理使然。长江在上流,不疾不徐,故有诗人吟唱“蜀山水碧蜀山青”。就这七个字,就勾画出一个天府之国的妙处。在下游,长江也很从容,同彼处的女子一样,收束感情而不泛滥,故有《春江花月夜》那样的绝唱。唯独在中游,长江野性十足,历史中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虽然李白在这里留下“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豪唱,终究缺了“胜似闲庭信步”的雅致。长江在上游,如少女,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在下游,像少妇,一动一静顾盼生姿;在中游,长江就像狠婆娘,呛你、辣你,叫你无法悠闲,也无法优雅。
湖南湖北同属于中部,又属于楚文化地区,两省都是中国的人才高地。出的都是那种经邦济世、倒海翻江的旷世奇才,都属于狂人。如明清之际的张居正、曾国藩、黄兴、蔡锷之类。至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果缺了两湖,简直就没法写了。
两湖人的人才虽有差异,但异少同多,都是亢奋激励之士。每读《易经·乾卦》之第一句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便认为这爻辞作者不是周公,不是孔子,而应该是两湖人士。自强不息,是楚地人才的最大特点。
但若深加探究,便会发现,楚地的人才,大都诞生在社会的转型之际,特别是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秦之末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是楚人;元之末世,最先揭竿而起的陈友谅,是楚人;清之末世,打响推翻专制第一枪的,亦是楚人。楚多才子,但更多的是英雄。那一年,我访问红安,应县长之请,写了一首诗:“我爱红安五月花,杜鹃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龙将,尽出寻常百姓家!”虽是反诘,却道出一个特点:楚之人才,多英雄气而少书生气;多草莽气而少贵族气。即便是饱读诗书的大才子,如屈原、米芾、熊十力等,也都狂狷必然由我,俯仰绝不随人。所以说,唯楚有才,这“才”如何为顺世所用,当道者可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