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亚洲文化是“盗版文化”

“回到艺术圈，拍卖、收藏，都是新事物，与其指望标准，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哪类人买哪类作品？为什么买？多少人转手炒？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差异？至少，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断？谈什么标准？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看数字。艺术呢？艺术变成数字，既难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怎么办？”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岳敏君那幅穿上教皇结婚袍的自画像在伦敦以428万美元成交，在接下来的苏富比香港秋拍会上，他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以3168万港元成交；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5天后，《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而在4年前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牧羊人》仅以187万元成交。涨的不光是岳敏君、陈丹青。还有蔡国强、刘小东、杨少斌等当代术家，他们的画在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高。

全球著名的美术基金负责人、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菲利蒲·霍夫曼 (Philip Hoffman)说，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眼光足够好，你买的一幅画在15年后完全有可能增值100倍。另一位美国曼哈顿的艺术品收藏家Sue Stoffel则说自己的藏品价格已上涨了100倍，而她还认为“上涨才刚刚开始”。

艺术家艾未未说，从2007年的交易额数字看，从2000年前后至今，海内外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大约上升了100倍；两三年前，中国还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关注，而今已经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中国与国外艺术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更是空前的活跃。

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美术馆都在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发出展览邀请，美术界最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评论他们的作品。这一幕，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和9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同样看到过：电影是张艺谋、陈凯歌、姜文，文学的高行健、哈金、莫言。美术领域里的“中国世纪”真的来了吗？南方周末就此专访陈丹青。

以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是不是很高兴？

陈丹青：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拍卖是商界的事啊，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

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得了点钱，就会被关注。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张小刚、岳敏君的画，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

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我不会摆阔，也不想装穷，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我想了半天，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我当然高兴，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你看，近几年我不送拍，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有流拍的，有卖掉的，有别人转手的，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这很正常，这就是市场，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不是问艺术家。

南方周末：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

陈丹青：负面作用？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我该赶紧放弃写作，多画画，多挣钱，可近年画价高上去，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

市场是有规定性的。你看张晓刚、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不肯受制于市场，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标志性”作品。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再也不画了。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这种事要下决心的。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说得好听点，就是人得自由。

南方周末：目前艺术品市场是不是过热了？

陈丹青：不是热不热的问题，是中国真有那么多资金，你怎么办？总得让钱流动。至于许多商业花招，始作俑者是美国人。1980年代，在世的艺术家，也就是说，活人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场，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时出现变化，大企业、金融界、各种新型富商进入拍卖，发生炒作现象。中国一上来就学到这些新的游戏规则，而且立刻跟国情交融。所有生意场上的猫腻，拍卖中自然也会有，只是拍卖这一行比较耸动，有新闻效应，外界老拿拍卖说事儿，好像别的生意都干净极了。其实国内拍卖行大致是规矩的，你玩钱，钱不能乱玩的，改革开放那么多弊端，经济这一块比较不能失控，就因为失控不起。有钱人在学着怎样花钱，学习是要付代价的。

南方周末：如今的艺术市场泥沙俱下，究竟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不好的，还是需要个判断吧？

陈丹青：情况是空前混乱，但从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总比淤在那里好吧。不然怎样沙里淘金？我不操心这些事。这么大国家，这么庞大的现代化转型，重要的是让一切转动起来，让事情发生。再说一遍：拍卖是生意，不是艺术，目前艺术界的价值判断尚且莫衷一是，怎可能要求生意场给出艺术标准。

还得乱很长时间，难的是泥沙如何退场，非常非常难。

回到你的问题：这些拍卖中的作品到底好不好？是不是第一流？我关心的不是这些。价位高低，是在种种标准中又添了一项，大家急了，怕价钱说了算。文化艺术的事，按理说应该时间说了算，时间还早，中国发生拍卖才不到20年，西方拍卖史两百多年。我在乎中国艺术是否出现真正自由的“个人”：完全自由地表达，完全独立。有吗？比过去好多了，但彻底的自由，我暂时没看到。所以我一再借用毕加索的话：“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承认的。”这是高度自由的立场。毕加索那么自由，仍然坚持这个立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自由没有止境，自由是不停的追求。

亚洲文化是“盗版文化”

南方周末：“中国世纪”是不是真的来了？像蔡国强、方力钧、徐冰、岳敏君、杨少斌在中西方通吃。

陈丹青：“中国世纪”是极度夸张的词，意味着一百年！这种说法部分是幻觉，部分是真实，不论如何，中国艺术终于摆脱隔绝状态。这几位艺术家的国际声誉是真的，假如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譬如泰国人、玻利维亚人、埃塞俄比亚人……情况会两样。这不是艺术家的命运，而是国家的命运。国家暴发了，幸运忽然降临，所有人拼命摆脱屈辱落后的记忆，赶紧抓住幸运，并在词语上夸张它。

还有个现象，很简单，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起来这么快？这么活泼？因为我们大大省略了创造过程。

西方艺术一路到今天，好苦啊。我跟你说，从印象派苦斗到现代主义，多少艰难，然后达达啊、抽象啊、极简啊、普普啊，一仗接一仗，像破茧那样，一代一代人好不容易弄出新观念，新技术系统，新理论……我们不必，我们分享现成观念，就像人家飞机呀、电脑呀，都发明了，你只管学会怎么使就行。你会说，科学不是艺术，是的，可是道理一样。你想想，塞尚、凡·高，到死都没人理，杜尚在1910年左右的念头，西方精英差不多要到他晚年才理解，今天还在追认那些理解。我们这里你闹个装置、实验，远远的背景是：世界上有人弄过这个，早已写进书里去了，进博物馆了，你土鳖，你不理，国外会有人理。他不会体验塞尚、杜尚那代人绝对的超前和孤立，他只要胆子够大，当然，得念过几本相关的书，大约熟悉现代主义文化背景。那种漫长的、递进的原创过程、挣扎过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都不必体验，用鲁迅的话，就是“拿来”。

亚洲的整体文化被定义为“盗版文化”。中国后来居上，超规模盗版，在所有你想得到的事物上，统统盗版。这时，科学和艺术的真区别出来了：是的，你们先做了装置，可是我做这件装置的动机、我的全部感受和心理活动，你西方人没有，所以这件装置在表达我，不是表达西方。中国前卫艺术家的种种聪明智慧、种种后发制人的优势，就是盗版，但我用我的方式盗。这不是创造，而是出人意料的“新意”。这“新意”西方作品没有，他看不懂，他好奇——这是我们的文化资源，怎么到你那里变成这样呢？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西方文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感兴趣。我们误会西方，以为解释优势在他们那里，其实相反，就因为不可解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们这才兴奋。文化出现“新问题”才会引起他们关注。

南方周末：外国人是不是看不起这种拿来主义？

陈丹青：“盗版”是个贬义词，用在文化上却很真实：这一套原来是他们的，我们不吱声拿来用了，他一愣！但西方人输出的世界观是“人类”，他假定这玩意儿是为所有人。你的传统断了，你还有新招么？没有，你就用我的，没什么看不起看得起，西方要做生意。鸦片战争就是要跟你做生意，朝廷动了自尊心，会错意，于是打，打完了，划几个港口，还是做生意。一百多年闹下来，中国总算过了这一关，来吧来吧！欢迎投资，欢迎合作。这么大领土，这么多人口，谁敢看不起？除非自己看不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