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的风范
陈仲明(南京师大书法教授)
我每次回老家苏北泰兴,总要到朱东润先生的祖宅看看,他的祖宅在镇上苏利巷3号,和我家是紧邻而居(我家是1号)。年幼时常听街坊邻居念叨朱东润这个名字,后面还要虔诚地加上“老先生”三个字。五十年代仅有几万人口的县城,被称为老先生的,一定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了。
我家残破的老屋后窗,对着东润先生祖宅的侧院。少时顽皮的我,常常溜到他家捉“猫儿勤”(方言:即迷藏),偌大的院子,葱郁的树木,翠绿的芭蕉,和丛丛天竹,加上青砖黑瓦、花窗木壁,映衬出大院宁静幽深的气氛。
朱东润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执教的第一所大学是武汉大学,其时闻一多先生是文学院院长,请他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1932年,东润先生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全稿,接受好友叶圣陶的建议,改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由开明书店出版。东润先生此著和郭绍虞、罗根泽先生的著作一起,被学者们誉为当今中国有关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最具开创性和指导性的著作。东润先生其后还任教于中央大学。1957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是中国现代文学传记的拓荒者,著有《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解放初所作总题为《楚辞探故》的一组论文及由此而引起与学术权威郭沫若先生的论争,在国内外曾引起巨大反响。作为学者,先生的成就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崇,曾被聘为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议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
我幼时家贫好学,对学问渊博的朱东润先生有着由衷的敬仰。“文革”时我上初二,大串联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在陈列馆一张照片上看到,一个瘦弱身躯挂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置于大批判的海洋中。图片文字注明:红卫兵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朱东润。这张图片给我年少天真的心罩上了一层阴影。不久,我就加入了逍遥派的行列。
在惨烈的十年浩劫中,先生所受到的磨难,恐非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想象到的。相濡以沫的老伴因难以忍受劫难而含冤去世。在家破人亡的情形下,东润先生独居斗室撰写了《李方舟传》,人名地名皆用隐语。这本特殊的传记,成为他与死者的对话。据骆玉明撰文,朱东润先生在“文革”期间的强硬是复旦人常常说起的:他的头颅怎么被按也总要昂立起来。他有很多因为不肯委顺求全而导致更大危险的可能,他能挺过十年浩劫几乎是个奇迹。因此,他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里有名的“硬石头”古人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东润先生的傲骨使我由衷折服,在我人生的历程中,我亦坚守这种难得的坚守。
1974年,我这个音乐系毕业的高才生被分配到残墙破窗的一所中学。学校只有一台发不出声音的破风琴。工作期间,校长去县文教局反映,说我是水平差的教师。对之,我只能苦笑而无言。教书60天,就发配我到农村工作队种田去了,学乐器的,在田间演奏大地之琴。只能作此阿Q之想了。在省城的大学期间,接待很高级别贵宾的音乐演出,我是乐队的领奏,那时在绿树环绕的宫殿式的高雅演奏厅里。至今,我领奏的《子弟兵和老百姓》的悠扬乐曲还在耳边回响。可是转瞬一变,到了这所残墙破窗的学校,我倒成了水平差的教师了?失时的凤凰不如鸡啊!后经奔波斡旋,我调到县城泰兴中学教音乐。1982年学校恢复为省级重点中学。托东润先生旧时故交的女儿专程去上海请东润先生题写校牌。校牌书稿取回后,由于其时我在执教之余笃好书法,自然由我复制到木板上。招牌做好后老师们纷纷围观,因县城馆阁体牌匾甚多,大家对润老高雅超远、深沉凝重、体态迥然的书法颇为不解,对其中“省”的一点犹为茫然。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坦率直言:润老的书法取法北魏和唐代李北海,书风苍劲拙厚,实乃大学者的大手笔,“省”字的那一点是“省”字的点睛妙笔。取饱满圆浑之态,形似滴水之露,与其它字形里的苍涩老辣形成鲜明对比。不解的老师们露出了似乎恍然大悟的神色。润老出于学者的谦虚,未在校牌题书上署以落款。我每天进出校门,总觉得是一大憾事。趁着假日,我自费专程由苏北坐船去上海,请东润先生补署落款。在润老居住的底楼,我向清癯谦和的润老说明来意,润老慨然应允,蹒跚上楼补署落款和补盖印章。记得印章是两方,其中一方是“延令朱氏”。延令,是泰兴县的古称。辞行前,作为后学的我,冒昧向润老求索墨宝,润老委婉告知近日繁忙,待日后得暇写好寄上。其时润老已87岁高龄,亦乃文坛耆宿而忙于著述,我对收到墨宝未抱奢望。然而,半个月后,收到润老寄来手书欧阳修《丰乐亭游春之一》的四尺条幅。我深为老先生恪守承诺的真情所感动。
润老在家中排行老四,我家南侧的房子是其父亲分给东润名下的祖产。解放后,润老将祖产捐给政府兴办幼儿园,遗憾的是因诸种原因却挪作厂房之用了。“文革”后,润老不记前嫌,又将解放前用薪俸积攒置得的数十间房屋及有着珍本、孤本和善本的4600本图书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善莫大焉!
朱东润先生已仙去,去年是其诞辰100周年。如今我在大学从事书法教育而届知天命之年,在现时物欲横流的年代,润老治学谨严,恪守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学者风范,更应该成为我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