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志农：这个世界上不能只剩下人

奚志农，云南大理人，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家和环保主义者，因为他在野生动物摄影、保护领域出色的工作和突出的贡献而在中国摄影界和环保界享有极高声誉。奚志农先后供职于昆明教育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东方时空》等。他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功阻止了云南省德钦县砍伐白马雪山原始森林的计划，保护了栖息在该县的数百只滇金丝猴;跟踪拍摄了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盗猎和民间志愿组织野牦牛队的反盗猎活动;2000年后他创办了野性中国工作室，并利用其代言的照相机所得的酬劳开创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计划，通过推广和训练野生动物摄影来推进中国的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事业。

　　由于奚志农拍摄了众多出色的野生动物影像作品，并全身心地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他曾多次获得摄影和环保大奖。

　　这个世界上不能只剩下人

　　1990年，奚志农的摄影作品《不能只剩下人》获得全国摄影大赛铜奖，这也是他在全国获奖的第一幅摄影作品。画面中的主角就是他在云南拍摄的白鹭——这种在奚志农童年常见的动物如今已经变得非常稀少。阳光透过薄薄阴云，像舞台灯光恰好射在白鹭栖息的大树上，就像当年的奚志农，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李和责任，孤独地走在野生动物摄影的路上。滇金丝猴、香鼬、金毛羚牛、黑颈鹤、朱鹮、藏野驴、遗鸥、藏羚羊……很多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野生动物成为了奚志农记录的影像，也为我们保存了或许在未来会显得更加珍贵的记忆。

　　中国是“世界上最难拍摄野生动物的国度”——不仅大型哺乳动物数量稀少，动物对人还怀着高度的戒备心理。“在野生动物的安全和你的照片之间，野生动物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抱着这样的态度，奚志农拿起相机，并将野生动物摄影看作是一种责任，在他组织的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中，野生动物摄影师的职业操守是被反复提及的重点。

　　“野性中国工作室是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一个小小的机构，‘记录中国正在消失的野性自然’。这些年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同时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我想影像可以说是一种勇气。”

　　民间的力量非常有限

　　这是采访过程中奚志农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这些年尽管他仍积极地进行野生动物摄影的普及工作，办展览、开训练营——但始终感到力不从心。

　　记者：很多人了解您是从您保护滇金丝猴开始的，今天再看这个举动，您觉得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奚志农：今天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可能当时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平凡的举动，但从我内心来讲，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想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对猴子的感情已经摆在那儿，无论从哪方面看，林子要被砍我都不可能坐视不管。

　　记者：现在保护区的情况怎么样?您经常回去看吗?

　　奚志农：我回去过一趟，变化还是蛮大的。我写信的时候森林的砍伐还没有停止，我们在去中甸德钦的路上还经常能看到一些运木头的车，那时也还没有后来开发的特别厉害的丽江旅游，人不多，车也不多——最多的还是运木头的车。很多年以后，每天不知来往多少趟飞机，各种巴士和自驾车在假期的时候也会非常“壮观”。

　　记者：人的介入也会对野生动物保护区造成很大的影响?

　　奚志农：当然。这个(保护)事情还是要靠政府有关部门才能做得到，这个时候民间的呼吁力量就显得非常有限。当年碰巧能够得到政府和媒体的关注和介入，最终得到了一种解决方式——但那是很特殊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写信可能还有作用，在现在这种更高速的发展情形下，尽管法制更健全，公众参与度也高了很多，但比当时更可怕的环境破坏还在或即将上演，各种电站的建设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云南的野生自然环境保护难度比过去又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

　　记者：社会发展是不是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原生态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奚志农：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强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当地居民能摆脱居住在茅草房里的情况，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真的需要这些吗?有误区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有利益在里面。在那么强大的利益面前，民间保护的声音所起的作用真的很有限。

　　记者：您觉得有没有一种途径能够更好地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奚志农：现在还是有很多新的问题在产生，而且都是美其名曰为了公众的利益。民间的力量毕竟有限，个人的力量更加有限。如果由官方做一件事情是好事，那么这就是一件很大的好事;相反，如果事情做得有问题，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记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您觉得在保护环境方面有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

　　奚志农：我们可以做一种相对更加简单的生活，不要有太多的浪费，这也是我们的政府一直在提倡的事情。如果设计师设计的房子更多的考虑它和自然友好相处，不要用太多的电和耗能，也就少了一个借口去修建那么多电站。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冬天热得要穿背心，夏天冷得要披被子。大家不一定都要像我这样到第一线去，但在后方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记者：野生动物摄影作为一种手段，对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能起到多大作用?

　　奚志农：我不敢说能起到多大作用，很多搞摄影的朋友短短两三年工夫不仅技术提高很多，而且对于拍摄对象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很专业的人，并且这些影像在不断的传递过程中也在不断影响着人们。我不知道天津拍鸟的摄影爱好者们有没有办过展览，我想天津的老百姓看到这些作品一定会惊讶：原来这样的鸟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却都不知道!

记者：您觉得我们对待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存在哪些问题?

　　奚志农：我们最初在制定保护政策的时候是叫“保护是为了利用”“养、护、猎并举”，那个时候我们要靠野生动物的皮和所做的药物去换取宝贵的外汇，有的省区林业局里面还有“狩猎办公室”。

 

　　记者：国外的一些经验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

 

　　奚志农：国外确实有很多好的经验，但进入国内后就被“念歪了”。

 

　　“自讨苦吃”的工作

　　他总是穿着野外拍摄时的冲锋衣裤，似乎时刻准备着继续上路。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份辛苦甚至危险的工作，但对他来说，既然选择了就没有抱怨的理由。能做的，只是拍出更多好的照片，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野生动物环境的现状。

　　记者：在野外拍摄中最让您感到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奚志农：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在大自然中能看到那么多瑰宝和变化。在高山，每一天自然界都在变化：冰雪融化，各种不同植被产生变化，不同种类的杜鹃花在开放，每天的日出和日落都不一样。历尽千辛万苦，经历长时间的等待和寻找，珍贵的野生动物出现在你面前——这样的机会和体验也只有长期在野外(进行拍摄)才有可能。这是长期居住在城市中的人无法感受和体会得到的。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也是一份非常值得珍惜的工作。

 

　　记者：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奚志农：辛苦?没有人派你去，是你自己要去的，所以哪有辛苦可言?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就可以了。野外本来就是野生动物待的地方，不是人应该待的地方。既然要去了解动物的生活，记录它们的生活状况，就当然要和它们“打成一片”，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所谓的艰苦(辛苦)不能算是问题，因为这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记者：工作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奚志农：在野外那么长的时间，不停地等待和寻找，最后要找的动物还是出现不了，这是让你觉得很痛苦的事情。

 

　　记者：能不能描述一下您心目中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奚志农：人居住的环境中根本就没有考虑给野生动物留一点空间，因此要和谐相处真的不太容易。尽管如此，在城市的角落和缝隙，只要稍微有一点野草能够生长的地方，野生动物也不得不顽强地在这里生存下来。在西方，很多普通家庭的后院你可以看到鹿，甚至有熊出现——而在中国，即便是遥远的乡村，这样的情况都不大可能发生。

 

　　记者：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您觉得这项工作的意义何在?

　　奚志农：城市中的人离大自然太远了，我们的城市规划、建筑、道路和各种公共设施使我们距离大自然越来越远，非常令人无奈。虽然官方也制定了很多与环境相关的保护法规，但这更多地像是在自说自话，很少与民众之间产生共鸣。摆几个标本，再放上几张动物园拍的照片——这怎么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让他们感动?《动物世界》到今年已经开播26年了，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看了那么多世界野生动物摄影师最优秀的作品，但其中几乎没有中国的。我们中国的观众熟悉非洲的斑马和南极的企鹅，要远远胜于我们中国的羚牛和藏羚羊，这是一个事实。正因为此，中国更需要野生动物摄影师，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这片土地上的宝贝，保护就更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经常会和身边的人讲，有感动才能有行动。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野生动物的眼睛，用它们最具魅力的那个瞬间去打动人心。

记者：您做野生摄影的教学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关注野生动物摄影的人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奚志农：民众中的野生摄影师现在太少了，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做培养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工作，我们先从保护区做起。这些年公众的保护意识在不断提升，我们的技术在不断进步，资讯也更加发达，视野越来越宽。我们的展览和训练营也在持续地办，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来——现在人还是远远不够。

 

　　记者：您觉得公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奚志农：过去广大摄影爱好者都是一窝蜂地拍风光的和民族的(照片)，这些年越来越好，有的人拍植物，有的人拍昆虫，更多的人在拍鸟——天津有很多朋友在拍鸟，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多出现一个自然摄影的爱好者，就少一个大自然的破坏者。

　　记者：有人会觉得野生动物摄影的门槛太高，比如对器材装备的要求。

 

　　奚志农：这都是量力而行的，不一定非得用“大炮”才行。可以从身边做起，比如拍昆虫和植物，用卡片机就可以拍得很好。拍鸟也不一定非要用500、600，有的人用一个300的机器拍了很多年效果也很不错，甚至还有人用小数码相机来拍，也是可以的。

“我有幸运的童年”

　　他怀念童年的美好时光，但并不沉湎于过去。他希望今天我们依然有蓝的天，清的水。从事野生摄影的初衷，多少有一些童年的影子，在他看来，还世界一个“自然”的本来面目是他的天职和责任。

 

　　记者：您喜欢大自然,这是不是也与您的童年生活有关?

 

　　奚志农：肯定是的。我的家乡在大理的南边，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很多年前没有太多现代的东西，在县城里面见到一辆汽车都不容易，没有尾气污染，也没有垃圾。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塑料袋和塑料布——连油布都是很金贵的东西，而且那时候的油布是用桐油涂在上面用来打行李卷的，塑料几乎没有见过。剩下的菜叶子和炉灰也回到田里去了，那个时候的水很清，山也很绿，空气更不用说。

 

　　记者：童年多接触大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奚志农：是的。我很幸运，生长在云南那样一个美丽可爱的地方，所以我从大自然中得到了很多东西。在童年时，因为我妈妈在大理的一个小城教书，我夜里能听到猫头鹰在很高的树上叫，甚至还能听到狼的嗥叫，但是现在不能了。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非常大，我再次为有那样的童年经历而感到幸运，它让我对自然有深切的感悟。对于现在大多数城市里的孩子，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报纸中如果能够多一些介绍自然的内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记者：家人是不是也很支持您?

　　奚志农：早期支持我的是我的父母，那时候刚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你没有正式的工作——不说大逆不道也是很说不过去的。但至少他们能够让我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一种最大的支持。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很支持。我的女儿还很小，但现在也能跟我一起到野外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支持。

 

　　记者：去年大家最关注的一件关于动物保护的事情就是“华南虎”事件，您觉得通过这件事反映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奚志农：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对于自然的了解真的太有限了，有太多的不了解。老百姓对于中国的自然和野外不说一无所知也是令人感到很悲哀，这是我最大的感觉。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数量和水平是您比较满意的?

 

　　奚志农：如果我们的老百姓熟悉藏羚羊和羚牛等中国的动物像熟悉斑马和企鹅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希望了——现在我们还要努力，达到那样的程度不知还要多久。

 

　　记者：最近在忙些什么?

　　奚志农：我还需要不断地拍摄。

　　记者：您一年中有多少时间在野外拍摄?

　　奚志农：我希望一年有八个月以上，但过去这一年有太多的事情，所以希望新一年会有更多时间(拍摄)。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退休?

 

　　奚志农：有一位夏勒博士——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学家之一——2005年的冬天我和他一起在帕米尔高原工作了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却还像年轻人一样在野外工作。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奚志农自述: 我与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顾名思义就是云南的金丝猴，由一个一个小的家庭组成一个大的群体，最多的甚至达到两百多只。它们根据食物情况，不断在雪山和森林之间游荡。云南西北部的森林，可以说像围脖一样，因为海拔4600米以上是高山裸岩地。从4500米以下到3800米、3900米处的森林是这样“一条”的，滇金丝猴就在这样一种森林地带生存。据说它要依赖森林寻找食物，依赖森林躲避敌害。也要根据食物状况不断转移，它会翻越差不多4800米的高山，到另外一片森林去。所以滇金丝猴，也是世界上生活海拔最高的一种灵长类。

　　我们出去找猴子的时候，每个人都背着大包，装着摄像机、帐篷、睡袋、锅、米，所有的东西都背着。要找猴子通常最快也要一个礼拜，每天不停地走，找一个地方扎营，第二天再找。重要的线索就是猴粪，对我们来说，就像金子一样。绝大多数时候你找到的都是老的猴粪，所以第一次找到新猴粪的时候真的像找到金子一样。有时候我们在营地里呆上三个月，出去找两趟猴子，最后一点新的猴粪都没找到。在野外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天一黑，甚至天还没有黑就可以睡觉，天没亮就可以起来。因为我们的营地就在山体线上，你可以在你看好的一个位置把摄像机架起来，就看今天的日出是怎么样，今天的日出不是特别理想你就不拍了——对用惯DV的朋友可能无法想象，因为当年的一盘磁带是三百多块钱，只有三十分钟，整个拍摄下来需要三十盘磁带。

　　追踪猴子往往有扑空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猴子躲到哪儿去了。我真正看到猴子是在1993年9月，那已是第三次上山，我们追寻一个星期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已经垂头丧气往大本营回的路上，在一个垭口下有一片森林，我们仔细听了半天，还把话筒接上摄像机，戴着耳机听，也没听到。大家都不说话了，想这次肯定是没戏了。当我们来到沟底，开始上山脊线的时候，中队长听到树枝折断的声音，因为大公猴一跳，可能会把很粗的冷杉树折断。当时我们不相信，直到进了林子以后，不知谁喊了一声：“猴子!”这时我算是相信了，而且猴粪真的就在眼前。(虽然这事讲了很多次，我现在还觉得充满激情。)我当时看到猴粪在杜鹃的树干上、叶子上，有的苔藓上都是猴粪，似乎在冒着热气，说明非常新鲜。这意味着什么?猴子肯定是在前面。平时爬那个坡至少要40分钟左右，那天我们可能用了15分钟就爬上去了。在往上跑的时候，我第一次在野外，如此真切地听到小猴子的叫声。小猴子特别活跃。我只想着赶紧到制高点——因为在林子里，你什么都看不见——冲上去之后我用余光一扫，对面山坡冷杉树上有猴子，我都舍不得多用眼睛看，赶紧把摄像机从背包里拽出来，找一块石头往上一盖，把机器焦距推到最长。推到头之后，能看到猴子，我这才舍得多看，当磁带开始转的时候，我才舍得再凑近。

 

　　记者手记

　　在这个凡事以利益作为价值标准的年代，感情用事似乎是奢侈的——因此，奚志农显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摄影技术去换取更多的所谓“价值”，但他却选择安静地与自然相处，年复一年。

　　谈到2008年，他总是怀着一种忐忑的语气——因为工作(俗务)太多，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到野外去真正地工作。他的理想，是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时间在野外，剩下的四分之一，可以用来做展览、搞训练营。他曾经从溜索上失手坠入山涧;在荒无人烟的长江源摔下马背;与巨大的金毛羚牛面对面;在可可西里结冰的湖面上追逐盗猎者……这一切都没能让他停下脚步，却时刻催促着他继续前行。在谈到梦想时，这个额头已经布满皱纹的中年男人说他希望能够像夏勒那样，七八十岁依然能够到他热爱的大自然中去。

　　“黑嘴端凤头燕鸥，出现于中国东南部沿海及东南亚，世界上最濒危鸟种之一，保守估计全世界已剩下不到50只”——这是我最新从杂志上恶补到的一种中国的珍稀鸟种，我们熟悉犀牛、斑马和企鹅，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珍稀野生动物，你又熟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