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帆
总是把治平叫做“老卢”,只是因为他确实比我要长几岁。但如果是只看他的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他的年龄猜错。因为他的画,比他这个人要显得年轻。
最初读到老卢的版画,是一张登在杂志上的印刷品,江南水乡的夜河,河埠边有一艘仿佛是半沉半浮的小船;月光很亮,在河水和船舱里的积水中映出自己婀娜多姿的倒影,这亮光渐次荡漾弥漫开来,让野外一隅的这个略微地带有没落凄凉氛围的角落,生发出令人过目难忘的明媚和生动。记得当时的我,除了为画面上的静谧与律动共处又相生的优美意境所陶醉和感动之外,还附带着在心里留下了一个印象:上海又出现了一位水平不错的年轻版画家。导致我做出“年轻”判断的原因,倒不是来自画面的意境,而是因为在作者对铜版画技术和语言的运用和把握上,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轻灵不羁的超脱态度。
铜版画发源于欧洲。与此前的木版画技术相比,它能提供层次关系远为丰富而细腻的刻线和浓淡色调,可谓是当时蓬勃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下、对“科学地”观看和表现客观事物的普遍追求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复制技术。从马丁▪肖格瓦(Martin Schongauer 1430前后——1491)开始,铜版画开始显示出在丰厚的体积感、微妙的明暗光影表现方面的突出优势。在此后的发展中,铜版画的这种长于细腻丰富表现的特性一直被艺术家们钟爱并长久地延用;而历代艺术家、诸如伦勃朗、戈雅等人的以细腻描写见长的铜版画作品,又反过来形成了越来越有权威性的引导,将人们对铜版画语言特性的认识,牢牢地固定在了某个约定俗成的审美范畴和高度里。于是,如何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技术手段来到达那个范畴和高度,在不知不觉中,会成为摆在学习铜版画的人面前的一个长久的命题——被客体化了的命题。所以,我们会在比较年长和成熟的铜版画家的作品中,看到更多的丰富表现和对复杂技术的熟练掌握,看到某种约定俗成的审美语境。也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上已经形成的语境背景所带来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当我在老卢的铜版画作品中找不到那种技术上的复杂性和显示制作功力的老道时,判断就出现了偏差。
在后来我陆续接触到的老卢的作品里,我仍然再三地读不到复杂和老道,读不到约定俗成的“铜版画语境”。后来他还陆续创作了一些平版画作品,在那些作品里,我也仍然难以读到约定俗成的“平版画语境”。单就技术层面而言,老卢所运用的铜版画或平版画技术,都确实非常地不够复杂,这常常会让圈内的人觉得他的技术语言过于简单。包括前些年的我,在初次见到老卢的作品时,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一相情愿地认为他是个年轻作者,直到自己通过更多的作品逐渐地建立起对他的理解。
与大多数的铜版画和平版画作品相比,老卢的作品确乎是主动地放弃了对复杂的空间层次的表现要求,也放弃了对复杂的光影变化的表现要求;与那幅我最早见到的作品一样,平面化的形态构成和区划界限明确的黑白灰色块,构成了作品图式面貌的基本特征。仅从这一点讲,它与我们司空见惯的铜版画或平版画的语言样式确实相去甚远。可老卢偏偏又是以这种另类的、或曰非主流的方式,确确实实地营造出了令我们感动和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还顺便把皮球又踢回到了我们的面前:究竟是老卢的方式有问题,还是我们的认识有问题?
昨天下午的中央6套在直播“金鸡奖”的颁奖仪式。每当领奖者上台时,会场里就会响起合唱版的《茉莉花》。而每当它响起一次,我和一旁的家人们就会禁不住地发笑一次。没办法,原本是地道的江南民歌风格的优美婉转的旋律、以及传递委婉幽长的思绪的歌词内容,被最适合于表现庄严、宏伟、激昂和神圣意境的西洋式的多声部混声合唱的方式演绎之后,形成了内核和外皮之间无可救药的两相不容;完美的技巧和庄严而神圣的外壳都难以遮掩的荒诞和滑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来撩拨我们的笑神经,想不笑都难。笑完后,就联想到了老卢扔给我们的问题。
试想,假如老卢循规蹈矩地按照“约定俗成”来完成上面提到的那幅作品,作品所传达的意境和情趣,就一定显现为另一种离“约定俗成”更近的类型,却可能就此远离了老卢“这个人”。在“这个人”和“约定俗成”之间,究竟要首选什么,对画家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饱满程度、以及心智的成熟程度,是一种考验。而对于看画的人来说,首先关注的,究竟是作品所提供的情境,抑或是制造这种情境的方法,又何尝不是一种考验。对于昨天那场直播所选用的《茉莉花》,从编曲和演唱的技术水平而言,我相信它绝对都是一流的,然而从意境表现的角度去衡量,我却又不得不认为它完全是失败的。不能效力于表现目的的技术,就只能是无意义、甚而是有害的。看来,老卢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为了自己“这个人”,宁愿远离“约定俗成”;为了呈现自己意念中的景象,宁愿不入主流……牢牢把握住创作的原初冲动,以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方式,将其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像我这样的一些不自觉地被“约定俗成”了的人们面前,仿佛立着一块被雾水迷蒙了的玻璃,而老卢的选择,就像是用干爽的纸巾在这玻璃上轻轻掠过,让玻璃对面的景物,顿时在眼中变得清楚起来。
在后来的《水乡图画》系列、《考古笔记》系列和《分析》系列等陆续问世的作品里,他一直表现出这种清醒和超脱: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创作原初动机的牢固把控, 一直是他选择和运用技术时的唯一标尺。因为这个原因,在他的许多作品里,总是能显现出难得的利落和纯净。例如他的《分析》系列,作品以中国古代陶瓷器皿为题材,却不像众多的同类题材那样对器皿做面面俱到的客观描写,而是取其中的一个局部来展开。局部的瓶身抑或壶嘴的形态,在平面化的高度简练的布局中,显现为地位显赫、极为突出的造型元素和表情元素,这些或轻快流畅、或饱满凝重的元素带领我们以纯粹的视线,去领受和体会它们自身的审美意味、以及它们与经过精心设置的背景格局之间所形成的各不相同的张力。这种单纯的语言和布局,让人从纯粹的审美感受中自然地领悟到作者自己对题材的理解和对表现效应的期许——“许多文物残片异常精美,丝毫没有破碎之感,怀疑是否真有上帝之手摘除了多余的平庸之处留下最耐看的精髓”。
老卢能在具有相当权威性的“约定俗成”面前保持这种清醒和超脱,部分的原因,应该是来自他在美术界不同门类之间的自由游走的特殊经历。我以为,造型艺术的不同门类,就好像是剧场外围墙上的一扇扇通往中心“虚境”的门。毫无疑问,门,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尽快地穿越这些入口,尽快地进入中心,才是我们叩门的全部目的和意义所在。版画作为其中的一扇门,固然有着诸多与其他门类有别的、特殊的技术规范、语言体系与专业课题,但这些规范、体系与课题的终极价值、以及相关的评价体系,却必须明确地指向处于中心位置的“虚境”,否则便会彻底地丧失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过在不同的门户之间来回游走经历的人,就会比只在一扇门中进进出出的人更易于理解和把握门户与中心的关系、以及门与自己的关系。对于目前还在相当大的程度未能摆脱“专业技艺”、“专业语言”之类的所谓“本体性”话题纠缠的国内版画界而言、对于还热衷于炫耀版画制作中的技术难度或劳动强度的一些版画家而言,老卢的清醒和超脱,就显得分外可贵,也分外地有启迪意义。
老卢的清醒和超脱还不仅仅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在由他担任主持的“半岛版画工作室”,有许多平素从事油画、国画创作或是设计工作的艺术家们时时聚集在此、热情高涨地尝试着将各自的艺术经验与版画的方式和语言结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催生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与所谓“专业版画家”的作品意趣迥异的版画。作品本身固然非常有趣,但更令人感兴趣的,却是将版画引向它的“界外”、引向“剧场中心”的行为本身。
和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老卢对自己的这个极有意义的“越界”行为也是不愿多做宣扬。默不作声地做着日课式的渐修,心无旁骛地关注着脚下日积月累的渐进,也是老卢身上特有的、清醒而超脱的品性的一种表现。在当今以近乎畸形和癫狂的方式来追求“成功”的人的眼中,此等品性实为迂腐而迹近不智。但我却相信,将来的种种事情会证明,老卢的清醒而超脱的品性,不仅是充满睿智的,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007年11月
杭州 武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