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村
就建立怎样的当代中国雕塑教学体系与同道们讨论，势必先从史的角度言及中、西方艺术两大体系发生、发展的轨迹，借以搞清楚中国雕塑艺术应该如何发展，然后才能对雕塑教学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人类艺术自很早的阶段起，就呈现出东西方两大体系的分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大体系的形成，自有其客观的原因和条件，它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完善的漫长过程；虽然在其各自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不断有影响和吸收，但二者毕竟设有融合为一体，而且各自的特征越来越强烈鲜明。这就使众多学者们共同认识到：艺术是和地域、民族、文化背景、观念习俗紧密相联的，是人们思想情感的产物和表达方式，它不像技术一样可以购买或照搬照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也是它们相互依存、各自体现自身价值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世界才是丰富多彩的，人们不同的精神需求才可以因此而得到满足。从过去到将来，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既不可相互取代，也不会融合为一体，大一统的“世界艺术”既不会产生、也不必去追求。
艺术的发展规律既然是如此，那么艺术教育当如何发展?是否可以套用一种模式、一种体系?我认为艺术教育模式同样应该是丰富多样的，那种统一模式的状况是违背艺术发展规律的。西方的美术发展史和美术教育史，它从哲学思想基础上区别于东方，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情感均不同于东方，因而作为认识世界、表达情感、表现对象的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于东方的样式，相应地从艺术教育上也就具有不同于东方的体系。东方艺术教育模式发展的情况也如此理，只是她过去在艺术教育理论上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更多地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具体说到雕塑艺术，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雕塑艺术史，而且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变迁，中华民族雕塑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完整的造型体系传统。从雕塑教学的角度讲，我们过去几千年雕塑艺术师承传授上未曾有过规模化、系统化即学院化的教学体制。中国的美术院校真正将雕塑艺术造型方法搬到课堂上讲授，也仅是近百年的事情，而且也是吸收、引进和搬用西方雕塑教学体系。作为一个特定时期需要，全盘引进和“拿来”借鉴是必要的，这在当时对推动中国草创现代的雕塑艺术教育规模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根本目的，目标还应放在发展自己民族的教学体系上来。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吸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很清楚，否则，我们长时期地这样照搬和套用外来的艺术教育模式，就会忘记了我们的责任，就会把发展、完善民族雕塑艺术教学体系的重大课题抛在脑后束之高阁，其结果必然形成现行雕塑艺术教学体系与我们民族雕塑艺术发展的母体相剥离，这与我们民族雕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
在西方，“摹仿说”的艺术思想指引了古典写实主义的艺术发展道路，也带领其写实主义造型手法的古典雕塑艺术达到了高峰，创造了像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以至十九、二十世纪写实雕塑的灿烂辉煌，出现了像米隆、菲底亚斯、米开朗基罗、贝尼尼、罗丹等无数雕塑大师，留下了《掷铁饼者》、《维娜斯》、《拉奥孔和他的儿子》、《大卫》、《奴隶》、《摩西》、《青铜时代》、《吻》、《伽莱义民》等大量优秀的写实性雕刻艺术遗产。西方二十世纪的现代派艺术对其写实主义传统是一种反叛，但它仍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下的现代观念的“形态”表现。而我们中华民族则长期以东方人特殊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方式，在中国古老哲学思想支配下，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艺术表现上创造心中之“意象”，特别是受“神韵说”的影响，不受客观对象之束缚、调动运用一切手段来为创造“意象”服务，从而创出了中国雕塑自己的艺术特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和境界，令世界所瞩目。中华民族的古代雕塑同古代建筑、绘画、书法、诗词、歌舞、戏剧等一道，构筑出完全不同于西方而属于自己的完整独立体系，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仅遗存下来的优秀雕塑遗产，就有商周的青铜器雕刻，秦、汉时期的陶俑，汉代、六朝、唐代、宋代的陵墓石刻，还有那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佛教石刻造像，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的彩塑等等。中华民族的雕塑艺术所呈现的绚丽光彩值得我们无比自豪。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雕塑发展长河中，虽然不曾有用于教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先辈们在艺术实践中已寻找出了规律，总结了许多简明易行的“口诀”和造型要领，如针对全身造型比例的“立七坐五盘三半”、针对强壮男子造型的“虎背熊腰”、“将军无项”，还有“文不显肩”、“武不露项”，针对女性形象的“柳叶眉，丹风眼。樱桃小口瓜籽脸”等，还包括代代相沿的“粉本”以及一些处理衣纹、环境的方式和概括造型、处理体积的手法，这些实质上都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尤其是那不拘泥于自然真实性、不过分追求生理解剖的准确性，而是根据表达意图之需要和艺术效果之需要采取大胆取舍、夸张以及重神态、情绪、气韵和整体感觉，进行大胆的主观处理的创作方式，极富浪漫色彩，为艺术创作真正达到审美理想的需要提供了最大的自由空间。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和充分认识本民族雕塑艺术体系的可贵之处。
当年留学欧洲归来的老一代中国雕塑艺术家们，在后来的艺术实践中对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研究往往非常重视，有不少人毕生做着中西结合的探索和尝试，比如滑田友先生，三十年代他在法国学习西洋雕塑，但他始终重视对民族传统的研究，他自己曾说过：“我在法国学习雕塑时，根据从以上四法<按：指谢赫“六法论”中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四法)得到的启发去捉摸、尝试，也颇有收获，有时还得到别人称许。可是自己是中国人，很想做出中国风格的东西，外国有些人士也常常向我这样说。后来，从“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这两句中又得到了有益的启发〈见199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滑田友》画册〉。正是由于滑先生学习研究西洋艺术时始终把自己的根扎在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始终不忘要做出中国风格的雕塑，所以他的作品才总是充满着中国人的情感和民族艺术的气息。他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教学每个阶段中给学生安排的作品欣赏，除了西洋、苏联的名作，必定有中国秦汉、南北朝、唐、宋时期的优秀作品，足见他对民族传统研究之重视。又如钱绍武先生，他是五十年代末留苏归来的，但钱先生八十年代末创作的《李大钊》纪念像却是他研究、学习、吸收、运用民族形式的突出例证。钱绍武先生谈他在这个雕塑上如何采用“民族形式”的体会时是这样说的：“在酝酿大钊同志像的时候，看到并理解了大钊同志内在和外在的神奇的一致性。从这种方正、质朴、浑厚、沉稳的特征，联想到中原文化的特色，想到泰山的牌坊、大石阶、南天门，想到汉、魏书法的重、拙、大，想到天安门，最后的形象凝集于一块拔地而起、不可动摇、开阔浑厚的伟大基石。这些其实都是和内容紧密结合的形式方面的考虑，也就是吸取民族形式的酝酿过程，这和我在年轻时满脑子都是米开朗基罗、罗丹、马约尔和苏联雕刻影响是截然不同了。这些年来一直浸淫在自己祖国的文化里，看来，这时起了作用”。(钱绍武《李大钊同志纪念像创作体会》，载《美术》1989年第4期)。留洋归来的雕塑家、教育家先后为我国培养出第一代(大体指五十年代培养的)和第二代(指六十年代培养的>雕塑家们，他们在美术学院雕塑系接受的是西方式或准西方式教学体系的培养和训练，但他们用学到的造型能力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形象，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对民族雕塑产生了兴趣，并有深入的研究，作品中明显具有“中国味”和“中国气派”。比如东北雕塑家们1958年为北京农展馆前创作的两座群雕《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西北雕塑家孙纪元的《瑞雪》、马改户的《丝绸之路》、何鄂的《黄河母亲》、邢永川的《杨虎城》等，都是学习西方造型而又立足于研究中国本民族雕塑艺术优秀传统所创造的成功之作。这类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前面几代人的探索和实践为推动我们的雕塑艺术走民族自己发展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上述事例仅是停留在艺术家个体行为层面上，在提到美术院校的雕塑教学方面，要不要逐渐建立民族的雕塑教学体系、如何建立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雕塑教学体系，却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课题。
我们国家目前有几十所专门的艺术院校设有雕塑系或雕塑专业，但是我们总览一下，就会发现这几十所艺术院校的雕塑教学总体来看都是一个模式；更为突出和严重的问题，就是都仍然采取着单一的西方造型手法和西方教学体系。这里据我所知只有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把研究学习民族优秀雕塑遗产并逐步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雕塑教学体系列为长远目标，在目前教学中有较大比重的民族雕塑研习课，而在其它院校还未被切实重视起来。在不少院校教学中，对学习民族雕塑是藐视的。在当代许多中青年创作群体中，对民族雕刻研究的兴趣远不如对西方现代观念艺术的兴趣浓厚，加上理论界炒作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雕塑创作中的“洋味”越来越重，民族味越来越少，而且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现代艺术样式的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谈这个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表现手法是具象还是抽象，其实中国传统雕塑中使用具象、抽象手法都有，关键是手法的运用是否符合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西方的具象写实和抽象变形，毕竟是以西方人特有的审美观念而创造的，和我们民族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总体观念上是不一样的，其艺术趣味追求显然是不同的。“洋昧”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艺术发展异彩纷呈的形势下，反倒对本民族优秀的雅塑传统了解和研究得不够，自然也就不会重视和喜欢。而我们今天正在教学岗位上处于中坚力量的教师队伍，恰好是法派、苏派两大洋体系传进中国后培养出来的第三代。这第三代由于正赶上国门打开、改革开放、大量吸收引进外来艺术的特殊时期。在这种外来信息目不暇接的情况下，他们对本民族艺术有所忽视、轻视乃至菲薄，这便是他们成长的大气候。因此，他们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更偏重学习当代西方的艺术样式和教学模式。这个过程或许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教学，如果我们一代一代这样下去，我们民族雕塑教学体系的建设就一直难以被引起重视，我们民族自己的雕塑艺术传统就得不到继承、发扬、发展和光大，最终将会沦入同西方混同的歧途而消解了自己。如果说面对明、清中国民族雕塑艺术的衰落和中国自古以来缺乏完备雕塑教学体系和系统理论的局面，本世纪初一批批艺术志士远涉重洋去学习引进西洋雕塑艺术教学体系是历史之需要、是一种必经之过程的话，那么经过这近一个世纪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我们今天已有条件可以提出并承担建立中国自己雕塑教学体系这个重大课题，不能也不必要一味沿着西方雕塑教学的模式走下去了。作为培养艺术人才的高等学府，更应具有发展民族艺术的长远目光和自觉意识。因此我想大声疾呼：逐步建立和完善我们本民族雕塑艺术教学体系才是最积极地选择。我们应该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有这样的自觉认识，把吸收外来营养的着眼点放在发展我们民族艺术的目标上来，坚定地走建设民族雕塑教学体系的道路。
（发表于雕塑杂志）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