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城市雕塑(简称城雕)的新闻可谓络绎不绝，先是湖北襄阳拟斥资百万在小北门广场建“射雕情侣”雕像，据说是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襄阳大战”为原型，引发了网友的争论；其后，在郑州地标性建筑“中原福塔”的广场前，一座“小猪雕像”也遭网友质疑，认为其“耍流氓”。
城雕很“热”，城雕又似乎“动辄得咎”。这其中的原因有哪些？是公众的审美水平太局限？是设计者罔顾现实？到底存不存在有效的机制让城雕更能为人们普遍接受？
广州美院教授
照搬国外城雕会让人“避走”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城雕带来了“黄金时代”。当下，纪念碑式的雕塑有了，街头的风情雕塑也有了，一些企业形象、小区形象的雕塑也出现了，可谓百花齐放。
在此之前，中国的城雕主题比较单一，形象也比较单一。而出生、成长于这一阶段的我们，到现在基本还是用老一套比较写实的手法创作，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一段历史用雕塑记录下来。年青一代思想很活跃，很快能够吸收融合外国的东西，像抽象雕塑、极简雕塑等都吸收进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于走我们没走过的路。这方面很值得敬佩。
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太急躁，把国外的城雕照搬过来，改头换面一下就放上去，根本不考虑跟地域、民族、群众的欣赏习惯、作品的功能等是否相匹配。潘鹤老师曾说过：外国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正如咸水鱼拿到河里养肯定死，淡水鱼拿到海里也肯定死。所以咸水鱼要养成淡水鱼，是需要过渡的。
另外，中国雕塑学会本来规定要有资格证才能接城雕，但当下的实际是，有的企业家认识某位工艺美术师，就让他做一个；有的企业家认识园林工程队的人，就让他负责，园林工程队又随便找个人设计，只要价钱够便宜，能赚得更多，就给谁做。这就像没有医生执照而去行医，很容易把人治得半死不活。
同时，这些年很多城雕都奔着“大”去了，认为越大越好。像河南郑州的巨型雕像《黄河女儿》，一开始是河南那边委托雕塑家张得蒂、张润凯夫妇设计一座10米高的宋庆龄雕像，但夫妇俩认为，宋庆龄本来就很平易近人、很慈祥，没必要做那么大，最后他俩没有接。两位老人的坚持，让我很感动。
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
中国城雕跟艺术基本无关
中国的城雕跟艺术没关系。最近有一知名网站在策划一项活动，准备评选全国十大最丑陋雕塑，他们想让我当评委，我说没什么意思，这个评委我不能当。如果非要评，就让网民来评好了，因为这不是个艺术问题，用不着专家评。
记得1991年，我就去拜访过中国城市雕塑委员会的指导主任刘开渠先生，当时刘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了，我请教他：“您经历过这么长的历史阶段，很有经验了，以您看来，现在的城雕，泥沙俱下，该怎么办呢？”刘先生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们80年代才真正开始做城市雕塑，委托方有个学习、接受的过程，艺术家也有个实践过程，我觉得现在的泥沙俱下是临时的，以后会好起来的。”
结果20年过去，我没看到城雕好起来，还是照样泥沙俱下，没有现代文化信息，没有现代人所思所想，无法体现现代人的情感，所以也就算了，不必把它当艺术去关注了。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城雕要符合公众精神期待
城市雕塑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一次城雕热。
城雕是一种公共艺术，好的城雕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城市的精神象征，甚至表达一种时代的精神向度。城雕必须具备地域性、历史性、民间性等特征，要展现一个城市的人文内涵、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影响力、感召力和传播力。
应该说，中国好的城雕并不多。上海也做过一个城雕普查，平庸的占80%，差的占10%，优秀的只占10%，这个评价才是比较客观的。
同时，近几年的城雕热跟上世纪80年代的热潮有很大不同。当下的城雕热是和广场热、标志性建筑热相连的，粗制滥造的城雕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好的城雕更少了。城雕创作变成了一项工程，而不是艺术，而且出现了一些和城市精神不相容的作品。总结起来，目前城雕可谓有四个缺失：一、精神性的缺失，二、艺术性的缺失，三、公共性的缺失，四、程序性的缺失。
(江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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