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2014秋季十周年庆典拍卖会
预展：12月10日至12月12日
地点：浙江世界贸易中心展览厅 （杭州市曙光路122号）
拍卖：12月13日至12月15日
地点：杭州黄龙饭店 （杭州市曙光路120号）
网上预展：www.xlysauc.com
拍卖时间12月15日（下午二时） A厅
1900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 ～ 1883） 有关马克思晚年思想，并提及恩格斯的重要亲笔信
信笺一通一页、旧照片一帧（附原藏家函套一只）
1881 年 6 月 2 日作
估价(RMB)： 1,500,000-2,500,000
著录 ：
1. 俄文版《马克思年表》“1881 年 6 月 2 日”条，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1934 年。
2. 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版），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 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P184，人民出版社，1971 年。
4.《马克思年表》P647，弗 · 阿多拉茨基主编，人民出版社，1977 年。
此信乃卡尔马克思晚年极为重要的亲笔信。该信自 1934 年俄文版《马克思年表》著录以来，在最早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全文出版，是今天中国市场中最为重要的马克思手稿。此原稿的出现又可校正中文版翻译中的误解。
该信提及恩格斯、探讨十九世纪进步思想的著作、提及妻子燕妮等等，可谓是在马克思工作、思想、生活，以及流传有序方面都无可挑剔的佳品。
附马克思大幅旧照片一帧，爲马克思当时随信赠予上款人，并称是他“剩下来的唯一的一张”。
这封信是 1881 年 6 月 2 日，马克思委托友人哈特曼从伦敦带给美国进步人士斯文顿（John Swinton）的。斯文顿系著名报业出版人，美国工人运动的支持者，曾于 1880 年在英国拜访并采访马克思，访谈即发表在纽约的《太阳报》上。随后，马克思一直与他保持联系，这封信是目前所知的马克思致斯文顿的两封书信之一。
马克思在信中探讨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现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亨利·乔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和思想。信中清晰地向我们表明了晚年马克思是如何看待其前期思想的，这历来是马克思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在信中肯定了当年他对李嘉图激进派学生的批判不但适用于批判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1847 年），而且适用于亨利 ·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80 年）。普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曾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赏，他与马克思彻夜长谈黑格尔哲学，之后试图将黑格尔辩证法用于经济学研究，其思想结晶即《贫困的哲学》。而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是人们生活的反应，不是普鲁东所谓的“抽象”——正是从批判普鲁东开始，马克思进入了对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其理论结晶即是《资本论》。
该信提到恩格斯，以及他们与美国进步人士的关系。马克思在附信中提到韦勒克（Viereck）把他与恩格斯弄混了，这恰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他们之间没有某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
信中还提到马克思妻子——燕妮马克思的危急病情。燕妮在数月后去世，马克思也于同年身患重病。正是由此，马克思晚年的手稿及书信骤然减少，贫病交加几乎使其不能进行长时间的写作，故其思想只能通过与友人之间的少量通信得以窥见。他的每一封信都弥足珍贵。
1901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有关马克思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手稿
信笺 一通一页
1893年4月8日作
估价(RMB)： 300,000-500,000
出版：1. 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2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P472，人民出版社，1965年。
发表：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álníDemokrat）五一专刊，捷克社会民主党，1893年，捷克布拉格。（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此份重要的恩格斯手稿同时提及马克思，和工人运动国际化——这两点是恩格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且对中国影响深远。
这是一份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继续阐释其理论的重要手稿。恩格斯在手稿中不仅追忆了1848年马克思伟大的革命活动，所引申出的民族纠纷、工人运动及工人阶级国际化等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产生以来的实践经验所作的哲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而又大众化的最初尝试。
马克思曾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的维也纳之行，其目的是加强同奥地利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促使它们更坚决地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指望得到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经费。
此稿著录于1971年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中。据苏联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稿最早于1893年在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álníDemokrat》）的“五一专刊”上刊载，是恩格斯应该报之邀而撰写的一则短文。本拍品即为回信短文之底稿，是影响持久的红色文物。手稿的原文是德文，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捷克文的专刊校对过。这个专刊还刊登了拉法格、倍倍尔和其他共产主义活动家给捷克工人的贺信。
在这篇短文刊登后不久，1893年8月，恩格斯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出席了正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他在大会闭幕词中希望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加强团结、互相学习，遵守共同的革命原则，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应该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坚持“自由联合”和“自愿联系”的原则。考茨基曾说：“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这份手稿见证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身后继续领导工人运动，阐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整理马克思文献遗产的不懈进程。
全文如下：
当时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会晤了布拉格书商鲍洛施（Borrosch），他是奥地利国民议会中德意志波希米亚党团的领袖。鲍洛施痛心地诉说了波希米亚的民族纠纷以及所谓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强烈仇恨。马克思问他，波希米亚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鲍洛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现象就告终，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在一起了。”
两个民族的波希米亚工人在当时只是感觉到的事情，现在他们理解到了；他们理解到：所有这些民族纠纷只是在大封建主和大资本家统治时期才有的，民族纠纷只是为永远保持这种统治服务的，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当工人阶级一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因为工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它将在即将来临的五一节这一天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4月8日于伦敦
1902 列 宁（Vladimir Ilich Lenin，1870～1924） 亲笔图书借阅卡
借阅卡 一张一页
1914年11月1日作
估价(RMB)： 250,000-500,000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手迹十分稀有，通篇亲笔的手稿更是凤毛麟角。
这是一张列宁1914年11月1日在瑞士贝尔尼国家图书馆的借阅卡，但却是见证了列宁在人生的重要时期、重要地点，对早先进步著作的阅读与追求。对上面有列宁亲笔填写的德语个人资料和借阅信息：
V. I.乌里扬诺夫（V. I. Ulyanov），记者，《农业机械化》，欧内斯特·霍尔迪着（Ernst Jordi）。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是列宁的原名，是他在信中常用的签名。
这是列宁在瑞士流亡期间所作，据他重回俄国发动震撼的“十月革命”尽有三年时间。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国外。1914年，他搬到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Bern）。他评价伯尔尼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其《哲学笔记》和《谈谈辩证法》即是这段时间在伯尔尼完成的。
这张借阅卡说明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广泛的阅读领域——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多方面的积累，才使得后来的全俄电气化、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获得成功。在列宁此期间的通信中，他不止一次向友人表示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图书馆。他忙于研究各个流派的哲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等。然而，革命者向往的是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瑞士使他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903 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1953） 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亲笔信
信笺一张一页（粘贴于电报上）
估价(RMB)： 120,000-200,000
这是一份斯大林全部亲笔的信件，爲1931年由德国柏林发出的电报底稿，上款人爲当时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格里高利·皮达可夫（Grigory Pyatakov）。信件粘贴于电报原文件上。 斯大林通篇亲笔的手稿十分罕见。
斯大林在电报中说：
“关于巴甫洛夫斯基（Pavlunovsky）和奥泽斯基（Ozerskiy）在电报中提到的钢铁问题，我在等你的回复。”
在便签背面，是从奥泽斯基的电报编码转译过来的手书回复：
“我和巴甫洛夫斯基给皮达可夫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他今年要购买并运输多少钢铁，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
为了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1927年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8～1932）的指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但从1931年起，即发送这封电报的这一年，苏联境内爆发了一场使几百万人丧生的饥荒，苏联政府的农业强制集体化政策和过度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
（上款简介： 格里高利·皮达可夫（Grigory Pyatakov，1890~1937），苏联政治活动家。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布尔什维克。担任过基辅党委委员。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逃亡国外，在瑞士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一起在《共产党人》杂志工作。二月革命回国，任基辅党委主席、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过国家银行总委员助理、总委员。1918年在乌克兰领导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国内战争时期，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结束后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先后任国家计委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租让事务总委员会主席等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28年后支持布哈林观点。1937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处决。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其恢复名誉。）
《1881年6月2号马克思致约翰·斯文顿的一封信》
（本文作者 刘怀玉教授 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此信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欧洲古典哲学与经济学的综合批判者马克思的晚年笔墨。马克思晚年贫病交加，1881年前写完《资本论》第二卷第八稿之后几乎不能进行长时间的写作，直至两年后去世没有文章或著作问世。但马克思晚年坚持阅读，并与友人通信讨论相关问题，因而他的晚年思想只能通过来往书信才能得以窥见。不过马克思对外的书信联系也不断减少，要想了解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他的每一封信件都显得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这封落款于1881年6月的信件是马克思委托哈特曼从伦敦带给美国进步人士约翰·斯文顿的。斯文顿是美国著名记者、《太阳报》主编、《约翰·斯文顿周刊》创始人。斯文顿曾在英国伦敦采访马克思，访谈即发表在《太阳报》上，随后马克思一直与他保持联系，这封信就是目前所知的马克思致斯文顿的两封书信之一。
马克思早年著述颇丰，26岁便写出了引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惊世巨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一年之后，马克思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的第一次经济学哲学研究展开了内在批判，这标志着马克思开始建构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其经典理论何时建构完成，以及晚年马克思如何看待其前期思想历来是马克思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封信向我们清晰的表明，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答普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在他花费数十年写出了《资本论》这一旷世巨作之后仍然得到了马克思自己的高度肯定，认为当年他对李嘉图的激进派学生的批判不但适用于批判普鲁东写于1847年的《贫困的哲学》，而且适用于信中对斯文顿提及的亨利-乔治1880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epressions 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 The Remedy, New York, 1880.本书给作者带来了极高的荣誉，并被赋予社会主义色彩，其中提出的“单一税”目前在国内仍被经济学界广泛关注）。
但正如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所言，“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对这本论著予以足够的理论关注和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72页）。此信不但表明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思想中“决定性的东西”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成熟，而且非常具体的又一次提醒我们，马克思早在1847年批判普鲁东的时候已经对平均社会主义者做出了深刻批判：他们不理解现代社会中财富与贫困同时在积累的历史根源，却试图“通过地租共有”来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持其好的方面，因而只是想在“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改造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2年，117页），也就是马克思信中所说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
“地租共有”是根据此信英语原文“the pub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rent of land”翻译的，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版“转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这段文字被译作“国家占有地租”，凸显了我们之前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理解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封信让我们意识到马克思不但不赞成通过“国家占有地租”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且不赞成“地租共有”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地租只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地租共有”只是在不改变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下让资本主义剥削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完善化。但“地租共有”正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比如汤普森、霍吉斯金、布雷及亨利-乔治诊治资本主义危机的不二药方，而更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先生曾经也十分推崇亨利-乔治的地租单一税理论，且把他和马克思一起当作自己的“平均地权”思想的一个来源。然而，看了这封信之后，我们不得不说孙中山先生把两个思想对立的人引以为同道是历史性的误会。
信中提到的普鲁东是法国著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其《什么是所有权？》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赏，但在与马克思彻夜长谈黑格尔哲学之后，试图将黑格尔辩证法用于经济学研究，以便把经济学诸范畴纳入到一个矛盾性的范畴体系之中，做出一个黑格尔式的经济学之逻辑体系，其思想结晶即《贫困的哲学》一书。
普鲁东原书全名为“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即《经济矛盾之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译本为了凸显其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对立，遂省略了主标题，以副标题称之为《贫困的哲学》。这略有不妥，因为普鲁东的主要目的是想把经济范畴体系化，顺便对贫困问题做出“哲学”研究。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要反对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只是人们对经济生活的反映，但在普鲁东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因此既然他把这种抽象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出现的社会关系及其概念范畴永恒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2年，141-143）。
普鲁东把这本书送给马克思的时候，特意嘱其多加批评。马克思阅后，先给另一好友安年柯夫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其强烈不满：“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方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卷，1972,477页）这八个“一定的”定语突出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特征，即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原则。正是在这种强调历史性、特定性与暂时性的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随后立即写出了一本针锋相对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以示反讽，详尽的展开了他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对普鲁东的批判，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中的“决定性的东西”，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详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2009年版，453-495页）。
正是从批判普鲁东开始，马克思进入了对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其理论结晶是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此书中，马克思完成了对英法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批判，用商品及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的矛盾，即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否符合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以及如果劳资交换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即纯利润何以可能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言，马克思去世前两年的书信印证了，这一开创性的著作基于自己将近三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与自己早年的思想多有不同之处，并受到了自己的批判，但他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却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建构中得到了回顾性的引用，因而肯定了其较高成熟度与理论价值。这也意味着马克思虽然总是在批判自己的思想，但他也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自己过去的思想，而是在变化中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思想。
马克思在副信中提到的Viereck，在传达马克思对斯文顿的美好祝福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弄混了，而且已经犯过了类似错误。这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他们之间没有某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否则，他们的朋友就不会把他们“混淆”为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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