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萱著作等身，但在其卒后六年——顺治四年（1647），清兵攻陷罗阳时，他的藏书和著述绝大部分毁于兵火。加上他的著述，每持夏夷之见，对“胡虏、狄夷”持贬斥态度，即使不毁于兵火，于清代亦必遭禁，故世所罕覩。《西园史余》从未刊行，仅以稿本存世，明清易代乱后，几不为世人所知。书中多有其史识、治史功力、以及考证成果，并夏夷之防（如斥夷狄为“人面兽心”）。此书湮没三百余年，躲过了乾隆时的毁禁。今天的学术界，一直把张萱的另一部著作《西园闻见录》视为张萱现存唯一一部史学著作，如今《西园史余》在广东崇正重现于世，推翻这一结论，诚为我国史学界以及岭南文献领域的一件大事。《西园史余》成书三百余年来，学者只闻其名，未见其书，如今若为有力者所得，他日有机会出版，以供学界研究，亦可称文化盛事。
明代 岭南（惠州博罗）张萱《西园史余》誊稿本，存二十四卷明代誊稿本 线装十二册 23.5×13.3cm
注：存卷12、13、14，17、18,21—24，26—40
明末岭南张萱《西园史余》誊稿本小考
谭树正
湮没三百余年，存世孤本
晚明官员、著名史学家、岭南惠州博罗张萱（孟奇）的著作《西园史余》明末誊稿本，从未刊行，亦未见抄本流传，本次现身广东崇正2015春拍，实三百余年来首次重现于世，为存世孤本。《西园史余》抄写字体为明末典型风格，纸张亦到明代，清代皇帝名讳包括玄字皆不避，确为明末写本无疑。每卷端皆有第几易稿字样，表明即按原稿誊录而来。古代文化官员，家中往往聘有抄书写手，故此虽不能遽定为张萱手迹，但亦可视为张萱家中誊稿，用以自存者。（此书亦可称为誊抄本，然由于稿本原件不存，仅此存世，且从原稿誊录而来，故称誊稿本亦宜）
从《西园史余》看张萱治史功夫
此书有的卷已是第15易稿；最少的也曾5次易稿，其他亦有9易稿、第11、12、13、14易稿等。一来可见作者张萱对于每一卷，用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发现新的考证资料，修改次数自然多一些。二来，也可见作者用功之勤，以及对此书的重视，否则不会一改再改乃至十几次易稿。而从作出誊抄这点来看，这应该是最后的定稿了，毕竟不至于改一次便整卷重抄一次。
既然用功之勤如此，且有易稿多至十几次者，也可见此书绝非一般的读史札记。笔者对此书进行了跳跃式的翻阅，虽未及观全豹，然张萱的史学思想、治史之功力、对史料信手掂来旁征博引的自如、考证之成果，亦可稍稍窥其一斑。
如第一册卷十二，整册数十页全是对大禹的考证，所引诸家之言及文献，笔者粗略数了数，大约征引90家之观点。并每每以“余按”、“余谓”的方式，参以己见。有时候引述了前代名家观点，而谓“余不然也……”表示不赞同，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如第30页，张萱考证禹穴不在会稽——“司马子长自言“上会稽、探禹穴”，不过自叙其遍游万里，上会稽，总吴越而言也，探禹穴，总巴蜀而言也，后人不知，遂以为禹穴在会稽，而作地志者，亦未详考”。意思就像今天的人说“上山东、赴海南”，是指分别去了两个地方，不是指海南在山东。张萱又根据“蜀之石纽村为禹所生地，有石穴，……先达仪封刘远夫巡抚蜀中……搜碑刻，有禹穴二字，则唐李白所书，始知会稽禹穴之为误也”。
又如卷十三，开篇述司马迁、郑康成观点：契为帝筶之子”，接而张萱谓“余窃疑之……”
卷二十六，辩“姓”与“氏”的不同，并认为“司马迁亦不通姓氏之学”
又如卷二十六，辩“姓”与“氏”的不同，并认为“司马迁亦不通姓氏之学”，张萱谓 “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所以辨贵贱也，……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后世姓氏之学不明，举世皆称氏为姓，司马迁亦不通姓氏之学，故于五帝本纪，书禹姓姬氏、契姓子氏……是姓氏之学不传，自汉已然矣”。
张萱治史，颇多直出己见，而不肯寄人篱下者，然皆有所本，言必有据。如卷三十二，第35页，据《列子》：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周穆王事之，作中天之台。化人即佛……，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在周秦之世，而非后来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
偶见明代及张萱本人的资料
卷二十六第10页有：吕公客于沛，沛令重之，豪杰皆往贺，因剧钱为具……是古亦有合钱饮酒之事。但古时以齿德为序。张萱于此，提及这种情形如果在明末，县里有贵客，乡绅们也有这种合钱宴请之事，但明末的风气是：县里派吏员主其事，将出资千钱者，安排在上座，钱少者坐堂下，而不是以年齿和道德来安排座次了。“今民持钱入县贺重客，县遣功曹主进，满千钱者升之堂上，不满即退之堂下，是较财贿，不问齿德矣”。
卷二十六第20页，张萱自述“余按彭城形势，苏子由黄楼赋述之详矣，余尝登项羽戏马台，……山去彭城九里许……”此条可见张萱之游历，今后当为张萱研究者所注意卷二十六第20页，“余按彭城形势，苏子由黄楼赋述之详矣，余尝登项羽戏马台，……山去彭城九里许……”此条可见张萱之游历，今后当为张萱研究者所注意。
卷二十六第36页，论汉高祖大风歌，有句云：“昔友王世贞亦曰：‘大风之言，笼盖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亦论其文而已”。张萱与王世贞为友，其史学颇得王世贞欣赏，此处提及昔友，当是王世贞去世之后也。
卷二十六第36页，论汉高祖大风歌，此处提及昔友王世贞，当是王世贞去世之后也
《西园史余》中的夏夷之防
张萱是个严持夏夷之防的学者，在《西园史余》中有明确的呈现：
《西园史余》卷三十四，第28页：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祍，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卷三十，第21页：“余尝谓中国与夷狄，不过战守和三策，而三策之中，缺一不可，唯守为上……”在这里，张萱用了大约一页，来分析对夷狄战、守、和三策。
凡此种种，如若当时刊行，或传抄行世，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亦必然躲不过文字狱。说外夷是“人面兽心”，满清诸帝岂会放过？唯因此孤本三百余年来，沉秘不现，故保存至今。可谓“在在处处，神物护持”是也。
《西园史余》卷三十四，第28页，说外夷是“人面兽心”，后来的满清诸帝岂会放过？唯因此孤本三百余年来，沉秘不现，故保存至今
卷三十，第21页：“余尝谓中国于夷狄，不过战守和三策，而三策之中，缺一不可，唯守为上……”
无可置疑的善本
张萱的另一著作《西园闻见录》，民国时曾得以出版，《西园闻见录》的清代抄本，北大已列为善本书目（见《广东文献综录》496页）。而本件拍品——失传已久的《西园史余》未刊孤本且为明代誊本，其价值自不待言，今后入选国家善本书目，当无可置疑。
《西园史余》现身，想必《广东文献综录》自要为之重重补上一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当为此书补上一席。《西园史余》亦完全有资格入选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三编清代稿钞本》（编选原则为“优先收录日记、诗文集等未刊稿本抄本，其次为孤本、珍本，再次为内容有异、极具价值的印本）；此外《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中都应当为此书添补上重重一笔。
史料记载，张萱卒后第六年，清顺治四年（1647）清兵攻陷罗阳，他的著述“俱火烬”。当时屈大均语云：“孟奇诸书，兵火后散佚殆尽，惟《西园汇集》、《疑耀》二书犹存”。而其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函可获此消息，有诗《得张觐仲书》：“忽惊天上寄来书，火尽西园一木馀”，自注“西园公遗书数万卷，手著亦不下万卷，俱火烬”。
因而张萱著述存世极罕。民国时谢国桢得张萱著作《西园闻见录》抄本，惊为奇遇。《西园闻见录》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晚明学者张萱现存唯一的一部史著”(见鞠明库、艾险峰著《张萱举疑》《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02期)，如今，张萱另一部史著《西园史余》十二册誊清稿本（孤本）面世，必定震惊学界。
张萱（约1553—1636)，一作（1557—1641），晚明官员、学者。明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书法家。字孟奇，号九岳山人、青真居士，别号西园。博罗（今广东惠州）人。万历十年（1582）举人，授殿阁中书，历官户部郎中，官至平越知府。万历末，迁内阁敕房办事、中书舍人。曾参与编修国史，入侍经筵，得窥秘阁藏书，熟于典故，周见博闻。工绘画，精鉴赏，与王世贞、王穉登、董其昌等交往切磋，以画论著称。在目录学方面的成绩是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他校理内阁藏书时，所撰《新定内阁藏书目录》8卷。
王世贞对张萱相当器重。在交往过程中王世贞读了张萱的一些诗词文章后，赞叹说，“孺子可与言史”。在给汪道昆的信函里，王世贞也专门提及：“张萱到否？此子材似胜文。”史学乃张萱专长，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下令开馆修史，张萱成为被推荐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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