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图像的伦理

　　图像的伦理
　　帅好
　　不要对我说图像学可以从图像风格描述、母题意义与建立观念三个层次上深刻图像的研究，为什么要抛开自然、自由、历史、权利、哲学呢？

　　上苑艺术村画家奉家丽之母唐素云画作，87岁，四川人。
　　1、自然之作：迁徙的父母为何没带走饥饿的雏燕？
　　有时暴风雪突降，却找不到遮避风寒的地方。而有时盛夏早晨来了一场雨，在必须出门时，雨又戛然而止。这像一笔可看可想却不可控制的墨痕，而不像生活。俨如哲学上陈述的自然状态。
　　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冲突，在生活中屡屡发生，伽达默尔认为，这实际是“人性自身中的冲突,是人在探究和谬误之间的冲突。作为人类我们是与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互分离的,以致我们不再被任何自然的ｅｔｈｏｓ所决定。（希腊语ｅｔｈｏｓ这个词指的是由自然指定给我们的、包括动物在内的生活方式）。”
　　由自然到自由，这是一个需要停下来思考的山谷。中国社会各种尖锐的冲突不让公开言说，举例伽达默尔恐怕没有什么风险，这是中国知识界惯用的办法。
　　这是一个悲伤的例子：
　　“在一个糟糕的夏天,一对燕子在我们的阳台上筑了巢。当它们孵化出第二窝雏燕时,早已是夏末了,然而燕子迁栖的天性要比它们关爱后代的有力本能表现得更为强烈。燕子父母抛下幼雏离去,致使可怜的雏燕因饥饿而死。后来,我在燕巢中发现了雏燕的尸骨。这件事表明,自然及其内在机制是怎样有力地渗透到其他生物的行为方式中的。”
　　伽达默尔思考动物的习性被一种什么机制所主宰,以致它们的行为不可抗拒地以这种机制为条件。这种为了迁徙不顾幼雏死亡的事情怎样发生？文革中这样的例子人间也有，当代警察抓了吸毒母亲，幼童饿死在家里的也有。再远点，我们看看历史深处的中国——
　

　　上苑艺术村画家李向明作品《有鸟鸣的乡村早晨》

　　2、历史之作：孩子背负罪名也不能令你门脸失色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左至右：Mary Atwater（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Berth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被杀），Ernestine Atwater（前排，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Celi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太原被杀）。
　　不仅是成年的燕子父母，健忘的中国屠夫们从不吝惜孩子的生命。图上儿童惨死于1900的山西汾州和太原，其中三个中国清代打扮的孩子被杀于山西政府门前，而且是当着孩子的母亲先杀死其中一个孩子，再当着孩子的面杀死父亲母亲，最后杀死孩子。其中一个直接的杀人者就是当时政府一把手毓贤大人。所以当着孩子杀父母、当着父母杀孩子，不仅发生在中国庆安，在历史中国你差不多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虐杀滥杀。

　　
　　G. B. Farthing夫妇及三个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这场屠杀史称山西教案。“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著名的富裕地区太谷，困在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被杀害，仅因偶然提前离开太谷教堂半个月而获逃生的山西著名人士有时年20岁的孔祥熙及其妹妹。
　

　　这是太谷当年的传教士墓地，在走向文明的社会里，为什么能荡然无存？
　　相当忘恩负义的罪恶也得列出来，屠杀发生的23年前，即1877年山西发生的“丁戊奇荒”中，传教士李提摩太携带募捐12万两白银，专门从上海赴山西赈灾。他们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医院、小学、孤儿院，并为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设计了洋务方案。屠杀之后，他倡议用罚银五十万两，设立学堂，大约第二年该学堂与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而山西大学这一百多年来有没有培养出呼吁人权、研究民主宪政的人才，只有天知道啊。

　　当年他们为我们说话，今天我们依然漠视他们的被屠杀？
　　3、社会之作：热烈的掌声何以掩盖鸣冤叫屈的苦难
　　——大家可能都看到这个消息了。就是领导去下面访问在欢迎的队伍中，有一个上访者突然冲出来了喊冤，“###救救我”。然后，几个人迅速就把她按倒，然后观众不约而同即刻热烈鼓掌。我的问题是：“仁”是中国儒学的核心，仁这个来源，或者道德的来源，就是“恻隐”之心。在众人掌声响起时，这么多人的“侧隐之心”哪里去了？
　　问题提出后，怀“仁”的儒者认为是世风败坏。
　　一位叫张源的朋友说，这个问题，同样也请从自由主义角度回复一下。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释“用掌声掩盖喊冤声”这个事件。

　　李向明《北方》

　　第一、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一个“自主的道德主体”，即人能够有反思能力和道德判断，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人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为自己生命作主。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在你违背自己意志被迫接受他人指令时，你的内心会很屈辱。也因此自由主义首先是基于个人切身感受和观察。
　　第二、国家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平等的主体，应当提供每个独立个体的平等的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人能够接受的共同体。
　　第三、政治秩序是否正当，应当有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原则，现在的正当性，起码是宪政条件下的选举。不是选举出来的，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从政治哲学上看，就是自由公民的接受与同意。自由与平等不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而是构成国家正当性的基础，自由界定公民的道德身份，平等分辨了公民的道德关系。
　

　　唐素云《花儿》

　　第四、从用鼓掌掩盖上访者喊冤事件来看。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出现时，例如鼓掌人是官方安排的。我倾向于此乃非自由公民的作为。首先我们不是一个民主共同体，人在专制共同体不能正当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能按着自己的思考判断。其次，我们身处的共同体，从来不是为我们意愿出发的，而是服从上级系统的一个超极权组织（超极权概念是高氏兄弟提出的），围绕这个超极权而运转的，任何不同意者或者不服从者，均被采取强制限制自由的方法，迫使其服从。再次，这种体制下的人们，基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表达的勇气，甚至没有同情弱者（喊冤者）的勇气，当然有在网上表达起哄的能力，能像屠夫先生那样勇于实践的能力的也很少。因此这个群体中的人没有良知自由，良知、同情也只有在没有风险时才会出现。
　　然而，鼓掌的众人不是亟需南迁的母燕，喊冤者却如同危难之间的雏燕。
　　4、哲学之作：恐惧引向道德堕落+幻觉
　　这样的鼓掌群体，有人倾向于官方有意安排的人员。我的进一步追问是，面对四处的危难，我们这些没有被官方安排的人又做了什么呢？总是不断借口官方安排、官方超控的诠释而获得心理平衡，实际是中国社会涉及实际行动、道德贫乏的证据，就像伽达默尔说：“在这个社会中,需要向他人询问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体面的,什么是人性的,并且希望从他人那里,从哲学家那里获得对那个问题的回答——这仅仅表明了那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一切方向感。”
　　我们的社会没有失去方向？
　

　　李向明《故园》

　　在不高尚、不人性、不体面、没希望之处，“我”、“我们”自己在哪里呢？这种态度导致知识界非政治化成为借口，艺术界充满欲望的小清新、在针眼或皮肤上找观念，而在日常生活中，假借信仰或假托政治肮脏，使冷漠成为一种酷比，推卸责任变成一种信念伦理或伪饰的良心自由。
　　海德格尔找到原因之一，,他阐明了隐藏人类活动背后恐惧的本性,而且这种恐惧，不可分离地把人们，包括我们这些知识容器，引向道德堕落的方向。而且这个堕落的倾向伽达默尔认为还会产生奋不顾身地一种服从幻觉——像是一种有希望的无边幻觉。
　　这是如此坚硬地凸显了人类自身的除了金钱之外一无所有的道德坚守。我们多少人不是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面对巨大的不幸、苦难，总有人像一幅画中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双眼含泪却展翅装飞。
　　不过也有人不会这样守着。
　

　　唐素云作品

　　5、沧海之作：两样自然。
　　昨天，晋商博物馆上苑艺术区邀请展上，艺术家奉家丽送给我一本其87岁老母唐素云先生的画册《至纯的花》。这是一位在文革中丧夫且独自养育四个孩子的老人，80岁时来到上苑艺术村女儿家，才开始学习绘画，然而，没用完本科的时间，画儿即纯然盛开。很多人赞美唐先生干净、真诚的画作，接近自然，是一些深受艺术教育、训练的人难以企及的。我觉得这些花草应该叫“沧海的花”。

　　唐素云作品

　　在将艺术文凭当标准饭碗制造的美术界，向来低估天赋实践的伦理。唐先生这种能力，其实就是天赋，这种天赋不来源人类继承的知识范畴。只是一生的想象力与自由一直被压缩在一个专制制度和养育孩子的生活空间。现在孩子成家了，有了空闲，恰好又在上苑画家村居住，绘画的气氛一下打开老人天赋的那扇绘画之门。老先生画呀，安静的画着四川老家的飞燕草，一种每一片叶子都像各式燕子的各种色彩的花草……老实说，喜欢山川河流的我，也愿向老先生的飞燕草深深鞠躬。
　　克拉克说：树木、花朵、青草、河流……这些不同于人类的生命结构，一直激发着我们的好奇与敬畏，我们在想象中再造它们来反映我们的情绪。是它们促成了我们所称的“自然观念”的形成。
　　不过人类迄今距离这种“自然的天真”状态已经很远了。
　

　　唐素云作品

　　然而，老人是如何通过“树木、花草的生命结构”的“自然”来界定自己，然后又将这些“自然”改造为自身情绪与观念的投射，凝视116-117页那些并排置放的18幅大树一样茂盛的花草，我觉得可以帮助清洁自己的心灵——是什么力量，令老人倍受专制摧残的个人生活恢复到了与自然同步的那一种状态。我们与老人的差距不仅是“观看与表达”的距离，还有天真的距离、自然的距离？一种曾经沧桑洗练的天真、自然来源之差异。我看到中国社会经历苦难的知识人，嬗变本能，有的更加恐惧，有的更加恭顺或更加妩媚、更加亢奋。
　　与唐老先生泰然自若的本真自由视觉感受相反，上苑艺术家联盟主席李向明深入思考中国乡村结构及各种关系，主动表达无代言的沉默乡村。其抽象现实主义系列作品，俨如中国乡村旧物的宣言。乡村还是原先的乡村，不用掩盖也不用歌赞，“自然神圣率领一切”，李向明认识乡村的方法变了，我们看到了同一事实的不同的那个存在，带有反思性质的物性，在这里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媒介、语言，且自我出场呈现出某种历史真相、忧伤的记忆。
　

　　李向明作品《从赵树理到蒙德里安》

　　这几年通过梳理李向明，我被迫梳理了从宋代到当代的1000多年灾难语境中创作的各类相关农民问题的画作，我基本看清楚了中国艺术与农民的关系，中国农民在中国艺术结构中的命运为何基本被忽略—— 艺术史上，中国艺术是否为此羞愧过？从直面现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问题与苦难来看，可以确定地说，李向明作品之多之精，当代中国画家无人出其右者，而且，中国艺术藉此开启反思现实与历史之路。

　　李向明故乡，处于赵树理小二黑故事案例实际发生地区，摄影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