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美术“形”与“神”的同步升华

　　儿子 张道兴

　　中国画“形”与“神”的问题是历代画家讨论关注的焦点。其中，两个主流观点分别是“以形写神”和“以神写形” 。回顾我国美术发展历史，正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绘画理念和艺术手段的对立和统一，促进了我国美术绘画理论的发展。
　　表现战斗性、军人血性和阳刚之美是军旅美术绘画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军旅美术有别于其他美术作品的鲜明特质。出于艺术呈现和使命担当的需要，“以形写神”这一绘画理念于军旅美术创作来说不可或缺，只有做到形神兼备、“神”与“韵”并存，才能实现军旅美术崇高的艺术境界，才能实现至情至美的精神追求，从而充分表现当代革命军人“能打仗、打胜仗”的内在高贵品质。
　　今人与古人在形象、服饰装饰、精神面貌上大不相同。石涛曰：“古人之须眉不能长我之眉目。 ”因此不能再单纯沿用前人纯粹的线描来造型，需要从写实写生中探索和发展。而军旅美术也把关系人类生活与生存问题放入了研究之列，把艺术的探索融合到军旅美术的创作中，广泛吸纳一切有利于军旅美术创作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的艺术表现手法，并始终不忘记军人身份与使命。
　　军旅美术人物绘画，要想在新时代的潮流下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一方面需要继承传统，另一方面需要推陈出新。无论是继承还是出新，都需要到生活中去寻找灵感、到基层部队中去感受战士的生活、到边防海岛去捕捉形象和素材。传统讲究“师造化” ，对画家而言是对传统与自然的感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写生，要到生活中去画速写。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黄胄之所以创作丰富多彩，根源在于他注重深入生活，他以速写的形式记录特有的人物和场景，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激情，而且使他的艺术创作锦上添花。媒体曾报道，当代画家刘文西从1957年始，到陕北深入生活90多次，走遍了陕北26个县，和乡亲们一起过了40多个大年，结交了数百位农民朋友。他画了几千幅农民肖像和上万张速写，创作了几百幅展现领袖风采和陕北乡情的力作；他画的《毛主席与牧羊人》曾经风靡一时。刘文西如果贪图安逸，关起门在画室里搞创作，不愿意到当时条件较差的陕北黄土高坡去交农民朋友，抑或他到了乡村只是蜻蜓点水，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写生，到生活中寻找灵感，无论他天赋多高，也很难创作出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中国人物画，也就不可能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成大家者都十分注重深入生活，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亦十分注重到边疆、到红色根据地寻找创作素材和源泉。刘大为说：“亲历延安才知道，我们从书本里得知的史实远远不够，在这里，有太多躲在历史深处的记忆未被唤醒，有太多的艺术题材等待开掘，有太多被蕴藏的创作激情一触即发，似乎这里孕育着无尽的力量，能随时牵引着画笔展开创作。 ”可见，写生是军旅美术写实人物绘画不可或缺的观察方式与练习手段，通过基于生活人物原始状态的速写，实现人物形象刻画来传达情感与思想，达到军旅美术“以形写神”的目的。
　　深入生活不是最终目的，现场速写不是最高境界的创作。正如刘大为所说：“采风的意义不仅限于创作素材的开发、创作题材的充实，有时甚至能顿悟出更为恰当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 ”新时代，军旅美术的创作内容与手法也从最初的单一转向多元化，在不同形式、表现手法上寻求探索与突破。中国画本身的视觉冲击效果弱于西方，军旅美术家在这方面不断创新，例如利用麻布、牛皮纸、油画布等工具，颜色则尝试综合运用水彩、丙烯等材料，并研制出新的国画颜料。国画家们也打开思路注意吸收西方绘画、民间艺术和民族艺术，使画面丰富多彩。在绘画上更加注重意义的表达，扩大创作的追求范围，朝着精神内涵与抒情的诗意性进行大胆探索，克服情绪的喧嚣与骚动、色彩过于强烈和斑驳的单一，使中国画在形式意义上更加突出完整性，从而使画面的形式意义与内容意义相互呼应，在美好、宁静、诗意、纯真的期待中，完成外在与内在高度融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冲击。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新的艺术思潮大量涌入，军旅美术在坚守自己传统的同时，要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并运用当今世界先进的理念成果，打破单一的美术理念和表现手法，将那些复杂的技法，诸如摩擦法、彩色墨印法、混合媒材法等，大胆并有选择地巧用，在线条和色彩上进行创新尝试，使自己创作的主题，表现的内容、手法、手段更加多元；大胆创新笔墨，将泼墨、宿墨和焦墨运用于中国画的创作中，通过灵巧有度的笔墨运用，增强作品的抒情意味、梦幻色彩、想象空间，实现作品“形”与“神”的同步升华，使其更具鲜明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