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意义并非其真理”当代艺术展由独立策展人雷祺发策划，将于2016年4月23日下午3点在上海Ke Fang Space开幕。此次当代艺术展将集中展示蔡应、李创、马少林等三位年轻艺术家的装置、影像、行为等类型的作品。
对于蔡应、李创、马少林来说，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人文环境，如何面对今天的生存状态，如何面对今天的当代艺术语境，从而举起当代艺术应有的批判性与思想性，则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天，装置、影像、行为成为当代艺术身份的主要符号，是有其原因的。这里，我无意于讨论艺术创作媒介之优劣，但想说明的是，装置、影像、行为更切合后现代主义思想取向，它与观众同处于相等的位置，强调开放性。而现代主义艺术与观众的互动空间并不存在，具有封闭性。正如批评家邹跃进先生所言的，“只有现代主义艺术才要求表现艺术家的情感”。也就是说，作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不一定非要表现艺术家自己的情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谈三位年轻艺术家蔡应、李创、马少林等人的当代艺术实践，也就可以立足今天我们所说的展览主题。
此次当代艺术展将展至5月8日。
蔡应 时间和梦
蔡应 遗物 46x52cm 2015
画圈圈 综合材料 2013
李创 蔡应《捡硬币》行为 数码照片 2014
李创《霓虹灯》灯光装置 工艺彩管霓虹灯 2015
李创《石膏》行为 石膏、数码照片、纸上铅笔淡彩 2013-2015
马少林 动静
马少林 清扫
马少林 信息
“事物的意义并非其真理”乃是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先生致好朋友摄影当代艺术家安东尼奥尼的一封信说到的一句话。它的上下文是：
我所理解的“艺术家的智慧”不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品质，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说法，与那种道德学问和差别标志的用法不同，它使艺术家决不会混淆事物的意义和真理。多少罪行难道不是由人类以真理的名义犯下的！尽管真理从来只有一种涵义。多少战争、迫害、恐吓、屠杀正是为着实现某个意义而进行的！艺术家知道，事物的意义并非其真理。了解这一点就是一种智慧，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古怪的智慧，因为它将艺术家从集体和狂热自大的人群中拉了出来。
这封信曾发表于1980年5月《电影手册》，之所以成为这次展览主题，则是缘于我和三位艺术家（蔡应、李创、马少林）共同讨论商议的结果。当“事物”“意义”“真理”三个关键词同时并置在一起来讨论今天当代艺术创作特别是年轻艺术家们的当代艺术创作的时候，我越来越确信这句话能够说明蔡应、李创、马少林三位年轻艺术家作品所关注领域的思想呈现及其深度。这里先按下不表。
当中国当代艺术处于未完成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尴尬局面之时，不难发现，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种未完结的存在，永远甚至随时都有可能会颠覆我们的固有艺术创作思维及其方式。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变迁，当代艺术家不可能不做出新的回应态度。对于很多人来说，艺术作品是一个精神过剩的产物。但是，“艺术作品是不可替代的，它既代替不了他物，也不可能被他物代替。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不是一个单纯意义的承担者和媒介，只要一经产生出来，它就是死一个永恒的‘在’，一个把瞬间感受铸成永恒的‘在’，因而作品的意义宁可说是建立在它所是的那个东西上”。（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那么，这里说到的意义，值得讨论下的。对于事物，不论是自然事物，还是社会事物，我们总喜欢讨论它的意义。事物，它具有客观性；意义，则具有主观性。也可以说，事物因我们人而存在，没有人，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事物。就此来说，艺术作品也就是艺术家“理性的感性显现”之物，对于今天的当代艺术来说，更是这样。当然，这里重点讨论的不是这些概念，而是我们会发现随着当代艺术越来越走向需要阐释的时候，不得不面对艺术的哲学化倾向。对于艺术作品如何实现“不可替代”,不妨拿批评家邹跃进先生的话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艺术创作了什么，表达了什么样的个性，而是选择了什么，利用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东西，而不是那个对象，这种选择的理由和意义何在。过去的艺术，就其艺术形态而言，是要在作品中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而当代艺术，则是从有到有的一种拼贴、装置和挪用。”（《什么是当代艺术？》）
其实，罗兰·巴特在信中谈论诸多观点与看法，就其中谈成为艺术家所必备的三种能力或者说是品质，是很多今天当代艺术家不得不反思的问题。罗兰·巴特把它概括为：“关注”“智慧”“脆弱”。这三个关键词所诠释出来的意思是当代艺术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它就必须与伦理道德有关联，与科学有关联，与宗教有关联，与政治有关联，总之，它和任何外在的事物有关联，当代艺术不再是它自身的存在体。可以说，今天的“当代艺术从艺术的内部，也即形式的自律，转向外部，对一切已经存在的人工制品、文化文本、图像和遗迹进行挪用和改写，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艺术从现代主义艺术的象牙塔和牛角尖中走出来，开始重新面对生活、社会、文化，开始重视艺术作品中承载着社会和文化含义的具体图像、具体事件和具体行为”（邹跃进《什么是当代艺术？》）。同样，罗兰·巴特在信中所言的这三个关键词也适用于我们今天解读蔡应、李创、马少林三位年轻艺术家的目光所在及其当代艺术实践。
那么，对于蔡应、李创、马少林来说，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人文环境，如何面对今天的生存状态，如何面对今天的当代艺术语境，从而举起当代艺术应有的批判性与思想性，则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天，装置、影像、行为成为当代艺术身份的主要符号，是有其原因的。这里，我无意于讨论艺术创作媒介之优劣，但想说明的是，装置、影像、行为更切合后现代主义思想取向，它与观众同处于相等的位置，强调开放性。而现代主义艺术与观众的互动空间并不存在，具有封闭性。正如批评家邹跃进先生所言的，“只有现代主义艺术才要求表现艺术家的情感”。也就是说，作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不一定非要表现艺术家自己的情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谈三位年轻艺术家蔡应、李创、马少林等人的当代艺术实践，也就可以立足今天我们所说的展览主题（“事物的意义并非其真理”）。
蔡应的当代艺术创作与实践，并没有好高骛远的追求作品的体量感，而是强调作品创作的智慧以及思想力度。无论是《烟火》计划、《时间和梦》，还是《画圈圈》、《遗物NO3》等一系列创作，艺术家蔡应都在一以贯之地表达个体日常生存经验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他自己说的：“影像与行为是2010年开始尝试探索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它更多的表达我和我各阶段所生存的现实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状态和思考。”对于这种无法确切言说的个体对现实环境的反思，其实已经超越于自我情感的表达。更准确的说，艺术家并没有置身度外地思考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而是充分利用身边具备的一切资源，试图切入艺术资本化与资本艺术化交织的当下现实生存环境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当代艺术面对的生活化、社会化以及政治化问题。例如作品《画圈圈》，艺术家在一块150cm×170cm的画布上，手执中性笔，不断地在布上画圈圈，每次开始到结束，都精确记录时间，直到画布圈圈画满为止。蔡应以一种既理性又感性，既随时性又严肃性，既重复性又单一性的方式来控诉现实生存环境对个体经验与个体言论的窒息性压制。同时，《画圈圈》这件作品，又在消解当代艺术的崇高感，甚至是消解当代艺术的纪念碑性。这是艺术家理性出击的方式。
对于90后李创来说，绘画与装置、影像、行为是相互关联着，可以说是一块硬币的两面。这些不同媒介探索背后，却是李创对不同物质解构与建构的演绎。这种逻辑方式所对准的是人与物之间的本质属性，从而希冀探究出人在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这背后关乎我们人本身，人类作为物质之一种，也是可以拿来讨论的。例如《石膏》《5.18kg》《一推实物和有限的阳光》《苹果交流》《霓虹灯》《捡硬币》等等作品无不如此。艺术家李创从中揭示的是人与物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到底是人驾驭物还是物驾驭人？当人类走向复制机器时代的今天，人与物合一的趋势问题越发不可收拾，同时隐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比如李创的《5.18kg》这件作品，是源于过往的记忆，其母亲亲自织好的毛衣，嘱托他可以用来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孩，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但结果是，这件毛衣没有送出去，始终留在李创的身边，成为一道抹不掉的记忆。艺术家试图解脱这种记忆的束缚，为此把毛衣拆掉还原成毛线球，最后整齐放在其母亲结婚时用过的箱子里。这里的毛衣与毛衣线已经成为承载着艺术家母亲的爱，但试图还原最初状态是不可能的。但这里重要的是，艺术家以此说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多元的莫名的线索。拿艺术家的原话来说，“从呈现的方式来看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可以各自隐喻在其中，又同时浮出，没有更多的观念在眼前，都在背后。或者说没有更多的观念在背后，都在眼前。”（李创语）
从我关注马少林这位艺术家开始，就会发现他目光所及的当代艺术创作不仅仅是自我情感的单纯宣泄，而是既关乎个体意识，也切合当下现实生存环境状态。我们就单论《动静》和《清扫西藏》两件影像与行为结合的作品。前者记述的是艺术家马少林与荆州欢哥对话的纪录片，这场对话的主体是欢哥，而欢哥则是现实社会的一员，不同的是从二人口述中得知，欢哥作为草根一直边缘化的生活在“民间”，却对整个社会与国家等等宏大话题方面作出个人性的看法。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欢哥活在自我世界之中，其实不是。欢哥的不世俗正好反衬出当下现实社会环境的功利性价值观，虽然欢哥的一举一动、一动一静都左右不了今天这个快速发展变迁的时代与社会，但欢哥能够以个人极为微弱的言行来回应个体命运的走向，具有反纪念碑性。在对话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艺术家马少林进行自我审视的过程。这一创作视角也在《清扫西藏》得到很好的诠释。西藏，在艺术家马少林也如大多数人一样看来，是一个精神洗礼的朝圣之地。艺术家清扫的当然不是我们看得见的垃圾，而是看不见的人脑污垢。面对物欲横流的都市欲望环境，生活在此的我们，如何寻找到真正的诗意，是不得不迫使我们做出选择。同时，这件作品也在抨击进入旅游西藏的都市快客们，不要把都市负面的东西带进来，甚至更不能践踏这片朝圣之地。
总之，上述完成对三位年轻艺术家的阐释与解读，其实也难逃罗兰·巴特所言的成为艺术家的三个关键词：“关注”“智慧”“脆弱”。要知道，蔡应、李创、马少林三位年轻艺术家，以及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之所以不辞劳苦的进行批评性与思想性的当代艺术创作，不断地进行思想认识活动，从各种纷扰复杂现实社会环境中把各种事物发现、界定和生发出来，这是因为当代艺术这一事物具有作用和影响我们现实社会甚至人类生产发展的性质与能力，因为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意义和价值。
2016年4月13日凌晨1:52修改于汉阳江上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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