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1949年作《解放南京号外》1232万元成交
业内一般认为，“红色经典”的出现源自于1995年10月，中国嘉德秋拍会拍卖刘春华1967年作品《毛主席去安源》开始。《毛主席去安源》在文革期间曾被印刷了9亿张之多的印刷品，其知名度家喻户晓。这幅作品最终以605万元拍出。此后的1996年、1997年，嘉德在秋拍中推出“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由此，“红色经典”艺术品便成为中国艺术市场中备受关注的独特板块。
那么，为什么要去收藏“红色经典”艺术品？
历史上，收藏家们所收藏的都是能够反映各个朝代时代风格和艺术家个人艺术特点的艺术品，他们会较少考虑政治因素，即便当朝的收藏会多多少少受到政治的牵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的影响就会很快被淡化掉。何况，政治本身会随着时间而有所进步，过去的政治也许都是落后的。因此，收藏家们所考虑的是收藏过去时代独有的历史、文化与艺术。
“红色经典”艺术品带有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烙印和社会意义，具有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在那些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岁月里，一代代艺术家在有限的题材和形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艺术创造力，为后代留下许多精彩作品。那时的“主题式”、“命题式”创作模式与现在“自由式”创作氛围相比显得尤为特殊，这有点像欧洲早期经典绘画与印象派的差别。当时许多作品甚至成为许多年轻艺术家成名作及代表作，其中很多作品参加过全国性美展，引起广泛社会效应。
当过去的“红色”时光不再会重新出现时，这便成为时代“孤品”；当那些“红色经典”艺术品有着与前后时代都不同的特殊风格时，它们便有了收藏意义；当“红色经典”艺术品存世量有限情况下，便出现投资机会！
国家博物馆专家指出，因为那时的作品多是为国家创作的，“红色经典”中的多数精品早已被收藏在国家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中。只有少量作品，因种种原因而流到民间。可以说，“红色经典”最大的收藏家是国家。
记得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当年请教书画鉴定家启功应该去收藏什么艺术品时，启老的回答非常清楚：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在收藏什么，你就收藏什么！
最近，笔者在文化部举办的与中、东欧各国美术馆专家学者的交流论坛上感受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出现巨变之后，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受到压制。而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时期的艺术作品，去发现和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时期”、“前苏联时期”、“前南斯拉夫时期”艺术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特点。阿尔巴尼亚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介绍说：他们在重新做“前苏联时期”艺术品的展览和推介。人们试图去对原来的作品用新时期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与定义。
从投资角度上看，“红色经典”艺术品在短短不长的时间，为投资者带来了高额的回报。
1996年，嘉德秋季“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吴作人1949年创作《解放南京号外》以46.75万元成交，而在2007年12月的华辰油雕专场，以1232万元成交，11年间增长25倍。徐悲鸿1951年作《九州无事乐耕耘》在1996年嘉德秋拍以192.5万元创当年新中国美术作品最高纪录，此后两度出现，一次是在2004年12月北京荣宝以1705万元易主，而在2011年12月北京保利拍卖会上则以2.668亿元再度拍出，11年间该作品涨幅达130倍！如今，“红色经典”作品在十几年间涨幅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作品的稀缺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造成这种市场现象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出现在拍卖场上的知名“红色经典”艺术品有：2007年，中国嘉德春拍拍卖的陈逸飞作品《黄河颂》，以4032万元成交；2009年，北京翰海春拍靳之林的作品《南泥湾》以1344万元成交；2009年秋拍，中国嘉德《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以2022万元成交；同一年，广州嘉德夏拍中，靳尚谊重要代表作《毛主席全身像》以2016万元拍出；2011年，北京翰海秋拍何孔德《祖国来信》以1840万元成交；同场拍卖会上，傅抱石《毛主席诗意册》以2.3亿元成交，刷新傅抱石书画作品拍卖纪录；2012年，北京保利春拍李可染《万山红遍》亮相，以2.9325亿元成交，再创“红色经典”绘画新高，也是李可染作品拍卖成交最高纪录；同一年，李可染《韶山》拍出1.24亿价格；2013年，中国嘉德春拍，吴作人油画《战地黄花分外香》以8050万高价成交，也刷新其个人作品拍卖纪录；黄胄《日夜想念毛主席》于2014年北京保利春拍中拍出747.5万高价。很多画家以其“红色经典”的画作刷新自己作品的拍卖成交纪录，“红色经典”艺术品似乎成为了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绩优股。
谈到“红色经典”艺术品的收藏，不得不提到收藏家群体的代表人物——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如今，她已收藏数百张“红色经典”艺术品，其中不乏许多参加过全国美展的作品，有些甚至还是国家博物馆、美术馆都缺少的藏品，其数量和品质超过国内绝大多数国有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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