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主收藏的书画清单看蒙古皇室的品味

宋，郭熙，早春图（后期展出）

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局部）(前期展出)

元人集锦，倪瓒部分（前期展出）

元人集锦，庄麟部分（后期展出）

　　元至治三年（1323）暮春（三月二十三日），蒙古公主祥哥剌吉（Sengge Lagi，忽必烈曾孙女）在大都（今北京）城南的天庆寺主办了一场类似“兰亭”的雅集。在这次雅集中，公主将她所藏的书画作品提供给与会者欣赏品鉴赏，并请他们为作品题跋。这被认为是宣布蒙古皇族参与中国书画艺术鉴赏活动的重要事件，学者利用其收藏印“皇姊图书”，整理出一批公主收藏的书画清单，借此从文化史角度分析蒙古皇室的收藏新品味。
　　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公主收藏的书画清单为源，推出“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收藏鉴藏文化特展”，此次特展以“皇姊图书”“帝王收藏”“士人题跋”和“多元艺术”四部分展出蒙古公主祥哥剌吉、公主女婿元文宗（名图帖睦尔，1328-1332在位）和元朝最后一位帝王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70在位）收藏的43件宋元书画（部分为限展作品），以此进一步解读和呈现蒙古皇室参与中国书画艺术的文化意义和蒙元时代的多族文化互动的成果。
　　“皇姊图书”和“帝王收藏”
　　“皇姊图书”是祥哥剌吉公主在所藏书画上所盖的印章。针对这批书画，元代文人袁桷曾记录一份约41件（组）的作品清单。此外，对其他元人题跋以及存世作品上的印章加以整理，估计公主的收藏至少超过50件。此次特展出其中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李唐《江山小景》、刘松年《画罗汉》和王振鹏《龙池竞渡图》等代表作品用以认识公主收藏面貌。
　　蒙古皇家成员对于书画的收藏兴趣，并不仅止于祥哥剌吉公主。公主女婿元文宗设有奎章阁，在柯九思等文人协助下也有不少书画收藏。元文宗的鉴藏印有“天历之宝”、“奎章阁宝”等。赵幹《江行初雪》可见“天历之宝”，卷后则有许多奎章阁文臣的题名。宋徽宗《蜡梅山禽》上也钤有此二印，都能据以重塑元文宗的收藏面貌。
　　元朝最后一位帝王元顺帝也同样以帝王之名进行收藏活动。他在至元六年（1340）撤去奎章阁，改设宣文阁，同样有不少士人活动其间。元顺帝的收藏印为“宣文阁宝”，可见于宋人《枇杷猿戏》、《小寒林图》等，这些都曾是他的收藏。
　　“士人题跋”和“多元艺术”
　　蒙元皇室的收藏活动也和当时活动于朝廷的士人关系密切。例如参与公主雅集的袁桷，就为公主在天庆寺雅集留下难得记录。冯子振、赵岩等人也经常为公主题写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人法书》册中还保有其题画诗文。另外， 作为元文宗书画鉴藏顾问的柯九思、虞集等，也有不少相关题跋。柯九思为元文宗奎章阁博士，陆继善《摹褉帖》后即有他具名的题字。传为江参《千里江山》、荆浩《匡庐图》等也都可见柯九思题记。
　　透过这些士人题跋，一方面能具体显示蒙元皇室对书画艺术的支持与收藏；另一方面也能从中掌握不同族属士人彼此的交流与文化参与，以及他们运用其文化知识参与皇室鉴藏活动的各种情况。元人的题跋活动十分丰富，现存宋元书画作品上仍有不少实例。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重江叠嶂》后有虞集、石岩、柳贯等人的题跋。士人的题跋内容，除了呼应书画作品的艺术表现之外，其中的赏鉴态度更是认识蒙元书画艺术的素材。
　　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忽必烈将国号改为“大元”，成为元朝首任皇帝。一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才结束史书所称的“元朝”。
　　在此期间，有大规模的工匠由中亚向中原移入，不同族属的文化碰撞，多元文化在相互融合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艺术成就。此单元中除呈现汉族士人如赵孟頫与妻子管道升，及其子赵雍家族之书画艺术传承，也有避居为隐士的吴镇、倪瓒等人于笔墨传统中的努力。另外还有非汉人士高克恭、贯云石等的书画新貌。
　　相较过去强调蒙元皇室书画鉴藏活动的汉化意涵，此次的特展则是更积极地呈现蒙元时代的多族文化互动成果，向观众提出一个能够呈现出“包容兼纳”的文化新视野。
　　台北故宫博物院“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收藏鉴藏文化特展”中一卷《元人集锦》尤其值得一提：此卷汇集八位元人作品，据画上藏印推测是明代项元汴旧藏，入清宫后重新裱装。前隔水有乾隆十四年御题，推测最晚于该年重装为现状，现各段隔水均有清宫词臣题诗。八段分别为赵孟頫、管道升、倪瓒、吴镇、马琬、赵原、林卷阿、庄麟等人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