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美术史，八大山人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尽管他去世只有三百多年，但其身世却已迷雾重重，特别是关于他的由僧入道之说，更是扑朔迷离。在论及八大山人时，人们多认为他先僧后道：早年为躲避清廷追杀，遁入空门，后又还俗，信奉道教，变为羽客。南昌著名道观青云谱即以其为开山之祖。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说八大山人曾经为道，那么他是在哪年入道，道号是什么？在他生前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在对其诸多的记载中为什么没有找到他做道士的点滴文字？在他书画作品的大量题跋中，又为什么没有任何道家思想的流露呢？答案只有一个——八大山人从未做过道士，更不是青云谱的开山祖。尽管八大山人涉道之说为谬论已有铁证，但因各种原因，在学术上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还在不断被沿袭。在一些美术史专著、学术论文和美术作品中，晚年的八大山人都是以道家的面目出现，继续影响着美术史界和宗教界，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八大山人作品的曲解和误读，对其后期大量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佛学、禅宗，尤其是曹洞宗的倾向无法解释，对他在离开佛门之后的晚年还为明代丁云鹏《十六罗汉图》作《十六应真颂》（其中大量引录佛经和禅门话头）感到不可思议。
《山水花鸟》册页之一
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一说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名朱耷。明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明朝皇室成员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遭遇家国之变的朱耷为保全性命，于顺治二年（1645）隐居江西奉新山中，顺治五年在进贤县介冈灯社剃度出家，顺治十年投弘敏禅师座下。禅师俗姓陈，字颖学，法名弘敏，号耕庵老人。他为朱耷取法名传綮，字刃庵，号雪个。自此，师徒二人或同处一寺、或外出游历吟唱。八大山人追随师父二十余年，成为弘敏禅师得意法嗣，被称许为“禅林拔萃之器”。顺治十三年，八大山人随弘敏禅师到奉新新田乡芦田创建耕香院。禅师圆寂后，八大山人承其衣钵，主持耕香院，为禅宗曹洞宗第38代传人。他潜心研究佛学与艺事，从学者数百人，俨然一代高僧。
《山水花鸟》册页之二
康熙十六年（1677）末，应县令胡亦堂之邀，八大山人离开禅院，南下临川。据清代邵长衡所著《八大山人传》记载：“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竟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独自徜徉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市中儿随观哗笑，人莫识也。”康熙十八年，八大山人去临川一年半后，回到南昌，从此还俗。这时，其绘画艺术已趋于成熟。邵长衡描述道：“山人工书法。行楷学大令、鲁公，能自成家；狂草颇怪伟。亦喜画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翛然无画家町畦。”
《山水花鸟》册页之三
八大山人主持耕香院之时，南昌附近有一道观青云谱，奉东晋道士许逊为祖 师。其宣扬“由真忠至孝，复归本净元明之境”的道教新派别──净明道，又称“净明忠孝道”。时值传到朱道朗（1622—1688）一代。朱道朗原名朱朗，号良月，道号破云樵者，因皈依道教，更名朱道朗。顺治十八年（1661），朱道朗在距南昌东南15里的定山桥附近修建宫观，历时六载，于康熙六年（1667）建成，取名青云谱。14年后，朱道朗主持编修了一部《青云谱志略》刊行于世。该书详细记载了青云谱的历史、规模、建制，“净明派”的教义、教法，以及参与创建青云谱的人物、吟咏青云谱的诗文等。八大山人所在的耕香院与青云谱相去不远，虽是僧道两家，但彼此也有往来。《青云谱志略》的作者中不乏八大山人的朋友，他们与八大山人常有酬唱之作。如作者之一的杨大鲲，曾与八大山人同游南昌西山，留下了《洪井洞诗》：“山光际晚空烟靓，雪公携我寻洪井……山僧指我旧飞梁，春荫碧蘅无人领。”（清魏元旷编撰《西山志略》）再如另一作者周体观所作《雪公画梅于吴云子扇头旷如也殊有幽人之致，为题短句》：“一树梅花断续出，惊之细蕊照寒芜。就中如许闲田地，或恐元来是两株。”两人所说的“雪公”即后来的八大山人，他当时的释号为“雪个”。其他作者在《青云谱志略》中的文章里多次提到过“朱良月”“良月师”，却从未提到“八大山人”或八大山人早期的一些名号。可见，在青云谱建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八大山人与朱良月僧是僧、道是道，二人身份历历分明，没有丝毫混淆的地方。
《山水花鸟》册页之四
青云谱道观自朱道朗后，代有兴衰，在风云变幻中薪火相传，延续了二百多年。至20世纪初，因清政府对道教的限制，加之西方宗教的传入，青云谱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道院百间随风寥落，一片荒烟，不第草木含悲，即文士亦裹足矣”（民国九年版《江西青云谱志》），已是岌岌可危。此时中国正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清王朝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各地义旗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八大山人的艺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越来越显现出巨大的魅力，并深刻地影响了有清一代的书坛画界。他作为明朝遗民，不肯与清政府合作，从不用清朝年号，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用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其作品造型极为夸张，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副“白眼向天”的神情。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孤傲不群、愤世嫉俗，充满倔强之气。此时的八大山人已经完全跨越了艺术的范畴，在艺术和政治上具有了双重象征意义，成为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受到追捧和敬仰，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看重。一些人甚至用八大山人“明遗民”的名望大肆宣传。
墨荷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忠庆（1868—1928）主持青云谱，成为该道观的第十九代掌门。徐忠庆年富力强，上任后为振兴道观，延续香火，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尽管如此，虽有所建树，但起色不大。他深知，如不想办法提高知名度，青云谱就难以恢复昔日的昌盛。徐忠庆想到了名声如日中天的八大山人，于是采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之法，把青云谱的开山之祖换成了八大山人。他从1913年起便开始组织人写文章，为将来修《江西青云谱志》做准备。在他的授意下，原来康熙年间《青云谱志略》中江西按察司副使周体观所著《定山桥梅仙道院记》（青云谱在梅仙祠废墟上重建）一文，被改成《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其中编造了一段“逮有明之末，宁藩宗室裔，自称八大山人者，伤世变国亡，托迹佛子，放浪形骸之外，佯狂于笔墨之间，后委黄冠，自号良月道人，又字破云樵者”（民国九年版《江西青云谱志》中《青云谱道院落成记》一文）的内容，把朱道朗和八大山人混为一人。康熙年间修的《青云谱志略》中的《定山桥梅仙道院记》里根本没有这段话。光绪年间编辑出版的《南昌文征》收录了周体观的这篇文章，同样也没有这些内容。此亦可为佐证。前面说过，周体观为八大山人题画时称他为“雪公”。在他们交往期间，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做住持。这一时期八大山人使用并在书画中签署的名、号，也仅为“释传綮”“雪个”“刃庵”和“个山”等。“八大山人”这个名号是在周体观死后多年才用，周体观生前不可能预料到。
芦雁
与八大山人同时代的陈鼎和邵长衡分别著有《八大山人传》，还有当时龙科宝的传世美文《八大山人画记》。其中都有对八大山人曾出家为僧的叙述，但都只字没提他还做过道士。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八大山人77岁的时候，他的一位叫吴埴的老友题他的画册，也只说其当过和尚，并没有提及他做过道士（此论述可见谢稚柳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画家丛书·朱耷》）。八大山人从约1681年还俗之后到去世，有二十多年的时光。这段时间并不短，但除了徐忠庆编造的《江西青云谱志》外，没有任何典籍记载过八大山人曾经入道。再者，在八大山人的诗词和书画题跋中，包括那幅记录八大山人身世信息密码的《个山小像》中，佛家的典故、禅机和隐语比比皆是。他的释号繁多，如“传綮”“刃庵”“个山”“个山驴”“人屋”“驴屋”等及后来的“八大山人”，在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上频频出现，唯独未见他在书画上题过道号或留下道家的任何片言只语。自1684年始，其作品出现“八大山人”四字署款后，其他名号皆弃之不用。陈鼎的《八大山人传》中说八大山人解释自己的这个名号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八大”出自佛家的《八大人觉经》。这是佛家的一篇重要经文，说明诸佛菩萨等大人应觉知思念之八种法，以作自觉、觉他之修行。清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称：“甲申后，号八大山人。或曰：‘山人固高僧。尝持《八大人觉经》，因以为号。’”郑板桥在《题屈翁山诗札，石涛、石谿、八大山人山水》的诗中写道：“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张庚和郑板桥都肯定了八大山人的僧人身份，而他们都与八大山人相隔不过几十年，此时八大山人是僧是道应已盖棺论定。还有一说，佛家理想的天国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周有八大山环绕。“八大山”中“人”，就是环绕在佛左右的人，是一位对佛有信心的崇仰者，一位在家的佛弟子。我们虽然不知道八大山人离开佛门的真正原因，但通过八大山人一直使用这个释号，就可以断定他至死佛心未泯，哪里又会去做道士呢？
松鹿图
综上所述，八大山人没有做过道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深信，随着对八大山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发现，这团历史的迷雾终将会被彻底拨开。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