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梅花天地心——记康有为寄姚秋园札及其流转 | 崇正2020秋拍
日期：2020-12-18 09:26:39 来源：广东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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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梅花天地心——记康有为寄姚秋园札及其流转 | 崇正2020秋拍
广东崇正2020年秋季拍卖会
预展时间丨2021年1月5-6日
拍卖时间丨2021年1月6日（晚）-1月7日
展拍地点丨广州东方宾馆会展中心（广州市流花路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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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介眉题：康南海先生手札真迹
深秋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季节。当应约找到这座小城的老民居时已是华灯初上，几十年前的民居略显凋敝。主人已准备乔迁新居了，搬屋前父辈留下的一些旧物需要处理，于是便约来看看。甫坐定，我的眼光便被桌面上小手卷上佃介眉题的“康南海先生手札真迹”的签条吸引住，心中暗想，是不是我一直寻找的那卷东西啊？俗话说得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三十年前，当我初涉收藏时，就知道这一卷，但一直无缘寓目。当我摒心静息慢慢摊开时，没错，这就是我三十年来一直追寻的东西！
广东崇正2020秋拍拍品
康有为 致姚秋园信札
水墨纸本
手卷
字：165×17.8cm；跋：102.5×17.8cm
著录：
1、《瞩云楼诗存》（六种）P61，潮州诗社1998年。
2、《劫余集》P90，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
题签
这是康有为致其门人姚秋园长札三通，写于自制梅花笺上，今都为一卷。札中所谈事为孔教会、光绪遗诏，时间约在民国二年间，不仅与康有为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有关，亦关系民国初年的政局生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岭东的一件重要文献，百十年来，地方文史研究者多知其物，然见者寥寥。
揭阳近世以诗文名世者，一为曾习经以诗名，文则推姚秋园学桐城派为最著。姚秋园（1871—1952），名梓芳，字君慤，晚号秋园，以字行，广东揭阳人。举人，曾师事康有为。后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其时科举已废，据说，姚秋园毕业时，其家门楼灯笼上写着“同状元及第”，以示荣耀。后历任法部主事、暹罗华侨宣慰使、潮梅行政考察。著有《觉庵丛稿》《秋园文钞》等。
康有为致姚秋园第一信（按手卷装裱顺序）落款时间为“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三月廿九日”，即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三月廿九日，信中云“已开成孔教会，为之欣喜无量”。按，孔教会是在康有为的谋划下于1912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由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麦孟华及在上海的一些前清遗老如沈曾植、陈三立、梁鼎芬、朱祖谋等发起并成立的，这个团体的成立，代表了民国初期尊孔兴教的一大节点。康有为当时在日本，他参与了策划工作，也手创了孔教会的“会章”、“序例”等。姚秋园应当是参与了孔教会在北京的支会工作，也是他与黄孝觉促成了陈焕章北上，孔教会于1913年迁移到北京，即由陈焕章总领其事，因孔教会成立后一直没有会长，而康有为的呼声最高，1913年七月，因其母亲在香港去世，由日本奔丧回国，遂被推为会长。在这波推举声中，就有本卷的收信人姚秋园，他在致上海孔教总会的信中就说，“公举孔教巨子一人，为全国孔教会长，奉南海为之魁。”
“今年世衰道微，而政府意志尊媚他教，乃至封收祭田，念之恨甚，望集同志力挽之。”因为孔教人士多为清遗老，这一阵营的身份，与新成立、以民主共和为宗旨的中华民国自然不无扞格，是年教育部请康有为作国歌，康有为复书“严责改部令将孔庙学田充公，废除祀孔典礼之谬举”（吴天任《康有为年谱》）云云，即是该信的一大背景。康有为在信中为姚秋园介绍山东孔教会会长王季樵、刘宾儒，孔教会即是于是年在曲阜召开的第一次大会。康有为在第二通信札中提到的“同志多不以孔子教主为然”，可以看出当时孔教会的一些内情，不是一味的顽固复古。其声势浩大，也颇有群众基础。如1913年七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夏穗卿、梁启超等上述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虽然得到了十余省政要的响应，但还是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
康有为第二通信札有一重要信息：“今吾改定出一月报名曰《不忍杂志》，拟将时改及旧著经说《大同书》暨诗文游记分登之。”按，《不忍杂志》于1913年二月创刊，由门人麦公立等人编辑，上海广智书局印行，多刊发康有为文章，其中栏目如“政论”、“教说”就可见一斑，康有为针对民国初年政治上的腐败无能，特别是对俄国瓜分满蒙的野心多有抨击，另外也一再以自身游历世界各国的亲身经验，批评民主共和，鼓吹孔教。今天来看，康有为的种种言论确实多与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有关，但作为一代英才，对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的担忧，亦在在可见，即此卷后凯庐老人（康晓峰）跋语中所说的：“其惓怀国故、关心民瘼，犹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第三通信札中提到了近代史上一桩大事，即光绪密诏，这也是康有为一生的大事。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出北京，他在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信中提到了光绪皇帝赐给他的两道遗诏。第一道遗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第二道遗诏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康有为于是成为了身负重命的逃亡大臣，其周游列国时，殊受礼遇，追随者亦众多，与此不无关系。不过，他披露的这两道遗诏在当时也受到质疑，1909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叔峤）的儿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上了父亲留下的光绪手诏，这份诏书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康有为给姚秋园的信中谈到此事，不无自辩的味道：“戊戌密诏已见《政变记》中，任亦预见之（尚有徐菊人及徐莹甫亦见之）。德宗于危险至极中尚能体贴有此，且无是密诏，吾必不走。《政变记》中无一字非实事也。” 并且拉出前年杨叔峤儿子上交的密诏说事，“望告前途更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通信中，康有为盖下了“他日更效驰驱重建大业”的白文印章，此即光绪密诏里的原话。世人一般知道康有为那方记载了他出亡经历的著名印章（即“维新百日出亡十七年经三十六国行二万五千里路”一印），但是这方与戊戌变法更有直接关系的印章却极为少见，何况有康有为的文字说明。
是札还有一掌故。“林琴南绘图及诗见赠，至感，是谁嘱其画者？候寄到，写和诗寄出谢之。海内才人如琴翁者，落落矣，若见先代谢。”林琴南也是民国初年北京的铁杆遗民，和梁鼎芬等人走得很近，康有为之予以高度评价，也与此身份分不开。林琴南当时在北方的画名颇盛。1913年岁在癸丑，是王羲之兰亭雅集之后第26个癸丑，故是年的三月初三，梁启超在北京约了40多人在万生园雅集，诸人以王羲之兰亭诗序分韵作诗，并由林琴南、姜颖生绘图，并摄影留念，诸诗在京沪报刊发表，后以《癸丑修禊集》结集出版（见吴天任《梁启超年谱》）。掌故大家高贞白有《记癸丑万生园修禊图》，对当时的摄影照片详加考释，36人中只有两人不认识，这其中就有姚秋园。姚秋园与林琴南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秋（1906）订交于京师大学堂（林琴南《跋养志堂寿文后》）。故可以推断极有可能是姚秋园从中作介，为康有为转致林琴南的画作和诗。总之，从这些小事，大约能看出民国初年康有为在国内这批遗民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请将手机横屏看图
姚秋园殁后，此札为其友人潮州邱汝滨（1898—1971）所得。邱汝滨擅诗，学同光体。曾任揭阳电报局局长，与姚秋园过从甚密。邱汝滨的诗集《瞩云楼吟草》便为姚秋园所题。邱汝滨的诗集《一叶集》中，便有《题康长素梅花笺手札长卷》七律：计绌岂缘儒术误，身危更觉主恩深（书中述及德宗密诏，命其出走方得脱险）。即为题此札者。邱汝滨归道山后，由其子邱松楠转赠邱汝滨诗友康晓峰，康氏得此，珍如拱璧，“展卷把玩，有不胜今昔之感。”“袭以什锦、函于香檀，以镇吾凯庐”，并于卷后长跋以纪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康晓峰先生过从时，即于其《刧馀集》中读到这篇跋文，其凯庐中的藏品，也多为寓目，惟此卷未见。故知其时，此卷已由康氏释出矣。谨以小文记其流转，今康翁墓木已拱，低徊宿昔，披卷感慨系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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