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元官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新定名的一部元朝官版汉文大藏经。刊藏时间约在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至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由元代最后一位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发起施刊请印，其麾下徽政院主持，为皇帝及皇室发愿祈福。其愿文中写到：“伏愿皇帝万岁，太子千春，圣子神孙同膺上寿。尚希余庆施及遗黎，均蒙覆育之仁，共乐无为之化。”可知此为元代宫廷皇室发愿施刊，填补了元代无官刻藏经流传的空白。全藏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为基础编目，在元大都（北京）刊刻完成。据云南省图书馆所藏《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一的千字文编号“治一”推算，此藏至少收入经卷为651函，6500余卷。千字文函号自“天”到“于”。入经数目仅次于《赵城金藏》，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藏经。此藏经在1927年日本二楞学人（小野玄妙）《至元二年刊元版大藏经の跋文に就て》中首次披露。直至1984年，方广锠、童玮等先生发表《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一文，认定云南省图书馆收藏32册，并定名为《元官藏》。是继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后的又一件佛教盛事。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大般若经》卷二百六十一和《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卷首记载：“于是印施三乘圣教，经、律、论、贤圣集，凡三十藏。”可知此经当时仅印行三十部。国内流传至今者：云南省图书馆存三十二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存一卷，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加之近年来拍场所现，公私所藏总计仅六十卷左右，其珍罕程度仅次于《开宝藏》。另《大般若经》卷二百六十六及《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一为重卷，且大部分为公藏，民间可流通者，寥如星凤。拍品为孤本《等集众德三昧经》卷上，橙黄色封皮，经折装。每版7折页，录经文42行，每页6行，行17字，小字双行。板框长约78.5cm，宽约24.5cm，天地双线边框，外粗内细。版间折页处可见千字文号“鞠”，册次“壹”及版次。此卷首尾略有精钞补配，卷首摹扉画六折，右起第一折为塔图，后五折为佛说法图。刊刻部分起第一版“而甚坚强怀来智慧善权方便”，迄第八版“一切无念亦无所想亦于众人”。字体挺劲，展卷如新，此黄麻纸初印本刷印极为精美，且更为罕见，非一般白皮纸印本可比。另经比对，版中可见多处异文，例如第四版中“众佑菩萨如来大圣之德”，《丽藏》本译为“休佑菩萨如来大圣之德”；影印《碛砂藏》本译为“众佑菩萨如来圣人之德”，可为后世研究《元官藏》系统传承提供参考，同时也体现其除文物价值以外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故此元官刻孤本历经六百余年保存至今，十足珍重。在大藏经研究体系中，《元官藏》的存在并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如它的命名。元朝在文化和宗教上采取多元开放的政策，朝野上下笃信佛法，诸王受戒，理当促成大规模佛教典籍刊刻布施。然而，它却一直在学界观测视野中若隐若现。《元官藏》与《赵城金藏》，二者如同彗星圆月，后者光天，前者隐重。元官藏长时间处于银河系模糊区，一方面，在大藏经研究中，元官藏属于确认版本较晚、定名更晚，文献资料极少、研究成果更少的；另一方面，仅以发现的少量零本，通过千字文帙号勾勒出框架的下线，就达到煌煌六千五百多卷。即便如国宝《赵城金藏》之传奇耀光，仍然无法遮挡《元官藏》庞大的体例结构。《元官藏》以其广泛的经典来源、寥如星凤的实物留存，构勒出辽阔深邃的研学场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亚洲学界初步定性、合理假设，经历长达半世纪的学术静默，直到八十年代由中国学人从文物实证角度首次定名，一举填补大藏经史上一个空白。又过近半世纪，通过遥感式的勘藏，极少量元官藏实物浮现，使得元官藏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对目录结构、版本系统的推测阶段。1927年，日本二楞学人（小野玄妙）发表《至元二年刊元版大藏经の跋文に就て》一文，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镰仓一带发现的元至元二年（1336）每版四十二行七个半叶版式的佛教大藏经，尤其是通过留存的太皇太后愿文、职名录、僧名录三件题跋，推测应该有一副官版大藏经存在。因为题跋均已与经文脱离，况且未见一卷经本实物，所以无法下最后结论。随后1929年小野玄妙再次在日本《佛典研究》刊登论文《元代松江府僧録管主八大師の刻蔵事績——大普寧寺本以外の元版蔵経特に管主八僧録の刊本文に就いて》，经过科学推测，披露新发现该种元代大藏经的官刻性质。二十世纪上半叶，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曾经有过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1930年陕西开元寺、卧龙寺《碛砂藏》被重新发现，1934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古已失传的《金藏》，新发现的古代版本大藏经，促使佛教大藏经研究达到新的高潮。然而，小野玄妙之后，有关这部与《碛砂》、《普宁》明显不同的藏经研究，却长达半个世纪处于停顿状态。1979年，云南省图书馆在整理馆藏佛经时，发现了一批不明版本的元代刻本佛经。元刻藏事盛多有记载，传世元板藏经大多散亡，仅《普宁藏》、《碛砂藏》两种尚称常见。与小野氏一样，中国学者同样发现云南本与《碛砂》、《普宁》之不同，国内未见著录，立刻引起有关人士的极大关注。方广锠、童玮、金志良等先生在1982年底至1983年初，又对这批佛经进行了清理、鉴别和考释，确认此批鲜为人知、在国内未见著录过的元代官刻大藏经，即为小野玄妙文中所说元代官版汉文藏经，遂正式定名为《元官藏》！（详见方广锠、童玮、金志良《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至此，这部元末皇室成员御愿施刊汉文大藏，再露真容。
1986年，三位学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上又发表了《元代官刻大藏经考证》，对有关版本问题做了考证研究。方广锠在《文史》第二十九辑上撰写了《元史考证两篇》，对元代官版大藏经的历史背影等相关问题作了考辨。并首次确认《元官藏》一版七半叶、半叶六行十七字、上下双边栏的标准版式。根据太皇太后发愿文及刊经衔名、又参考历史文献，对《元官藏》的刊刻缘起作了探讨，对《元官藏》的刊刻时间做了探讨，提出其“雕造上线定在文宗天历三年（1330）”，“雕造下限不会迟至至元五年（1345）年”，可能“在至元二年（1336）”。这无疑填补了中国佛藏雕刻史上的一个空白，是继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后的又一件佛教盛事，在中国佛教史、中国印刷史、中国书法绘画史上，均有重要意义。元官藏的印本流传极罕，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大般若经》卷二百六十一和《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卷首记载：“于是印施三乘圣教，经、律、论、贤圣集，凡三十藏。”可知此经当时仅印行三十部。
《元官藏》国内流传至今者：云南省图书馆存三十二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存一卷，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加之近年来拍场所现，公私所藏总计仅六十卷左右，千字文编号大体分布均匀，数量远少于《赵城金藏》存世数，其珍罕程度仅次于《开宝藏》。另《大般若经》卷二百六十六及《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一为重卷，且大部分为公藏，民间可流通者，寥如星凤。一经出现，注定将成为拍场传奇。由于存世实物极少，且至今尚未发现相关的历史记载，有关这部大藏经的任何研究成果和信息，都令人无限期待。在版式、装帧、用纸等诸方面一致的前提下，近年发现品虽然没有超过云南图书馆藏的字号，但涉及经典部类的丰富，为探讨《元官藏》目录来源提供了新的资料。2003年，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八章第三节《元官版大藏经》，在上述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元官藏》是一部据元《至元录》编目的刻本大藏经”。2008年李际宁发表《关于近年发现的<元官藏>》，通过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普宁藏》、《思溪资福藏》、《赵城藏》、《房山石经》帜号比较，对《元官藏》目录结构、版本系统作出进一步推测。得出结论：《元官藏》的目录结构，受《至元录》深刻影响，但并非严格按照《至元录》次序组织入藏目录，而是有所调整。《元官藏》的经典来源，除传统大藏经收录者以外，也受到《至元录》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宋元以后新译经典，给予高度重视。此外《元官藏》也收到《金藏》影响，不少经典，可能甚至直接来源于《金藏》，并可能吸收了部分辽代译经和北方地区流传的经典。此经由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时期，元代最后一位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发起施刊，其麾下徽政院主持，在元大都（北京）刊刻完成。填补了元代无官刻藏经的空白。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元代《缂织帝后曼荼罗图》中卜答失里像小野氏正是通过所见太皇太后发愿文，确定此经与民间印造者性质迥异。辅以《元史》此太皇太后事迹可知，《元官藏》的刊造是在卜答失里为皇太后及太皇太后期间，由徽政院主持完成的。刊藏发起人应该就是这位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刊藏时间约在至顺三年至至元二年（1332-1336）前后。自元成宗铁穆耳离世（1307）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1333）立，短短三十多年间，先后九个皇帝换位，一度出现上都与大都二帝并对峙局面。两都之战结束后，文宗卜答失里皇相信天命、相信因果，执意把皇位传给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并约定“万岁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兄弟叔侄，代代相承，这就是元史上的“武仁授受”的约定。舍子立侄，礼遇之隆。卜答失里以太后身份参与朝政，宠贵一时。元统元年（1333）六月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顺帝）初登帝位，为感恩德，为卜答失里设徽政院，专门管理皇太后日常生活事宜。后至元元年（1335）十二月，下诏尊卜答失里为“赞天开圣仁寿徽懿宣昭贞文慈佑储善衍庆福元太皇太后”，赞其“承九庙之托，启两朝之业。”次年四月，太皇太后卜答失里为皇帝及皇室发愿祈福，施刊此大藏三十部，愿文中记载：“伏愿皇帝万岁，太子千春，圣子神孙同膺上寿。尚希余庆施及遗黎，均蒙覆育之仁，共乐无为之化。”
西泠秋拍《元官藏》孤本初刻《等集众德三昧经》卷上，橙黄色封皮，经折装。每版7折页，录经文42行，每页6行，行17字，小字双行。板框长约78.5cm，宽约24.5cm，天地双线边框，外粗内细。版间折页处可见千字文号“鞠”，册次“壹”及版次。此卷首尾略有精钞补配，卷首摹扉画六折，右起第一折为塔图，后五折为佛说法图。刊刻部分起第一版“而甚坚强怀来智慧善权方便”，迄第八版“一切无念亦无所想亦于众人”。字体挺劲，展卷如新。据《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所列云南图书馆藏32卷纸质一栏，可知所存《元官藏》应分属三批印本。于乃义先生曾在初步鉴定时推断：“有一部分版式小的云南绵纸印刷者系云南翻刻…以宣纸印刷，可断定为大都原刻。”所谓云南绵纸印刷者即钤“大大德寺藏经”印15卷及另外5卷，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白皮纸印本纸质相似，存世较为多见。本卷所用纸质与此迥异，为罕见黄麻纸，似宋代藏经用纸，纸质黄褐，坚韧粗厚。
所存《元官藏》应分属三批印本，钤“大大德寺藏经”印为云南绵纸印刷。纸样示意：此为西泠拍卖本卷所用黄麻纸。
另经比对，版中可见多处异文，例如第四版中“众佑菩萨如来大圣之德”，《丽藏》本译为“休佑菩萨如来大圣之德”；《影印宋碛砂藏经》本译为“众佑菩萨如来圣人之德”，可为后世研究《元官藏》系统传承提供参考，同时也体现其除文物价值以外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2017年4月，首批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广胜寺 。2020年末《赵城金藏》“遗世孤本”首现拍场，引发学界广泛关注，逾五千万元高价成交。由国家图书馆全程监制为期五年的《赵城金藏》复制工程也即将进入收官阶段。
同样珍罕之至的《元官藏》也逐步为藏界、学界揭开神秘的面纱。
此元代宫廷施刊佛门圣宝，历经六百余年保存至今，六世纪轮回，一世纪期待，2021年元官藏孤本继续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也必将促使佛教大藏经鉴藏、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4册》第00903-00933号 云南省图书馆藏元官刻大藏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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