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暂居”到“永居”:林语堂眼中的香港
日期:2021-04-19 15:18:51 来源:中国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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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香港2021春季拍卖会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丨展览厅5FG
观想——中国书画四海集珍
拍卖:4月22日 | 10:30am
预展:4月18-20日 | 10am-8pm
4月21日 | 10am-6pm
1976年3月17日,林语堂在香港的病榻之上给守荆寄去了最后一封信。因为体力不支,这是一封无言邮简,只有信封上写着:“台北士林永福里33,陈守荆。”
在有着霓虹灯“湖山胜观”的香港中,他以这样的方式,和牵念的台北的永福里作别。大约一周之后的3月26日,林语堂于玛丽医院去世。从“暂居”到“永居”,林语堂在香港走完了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信
1972年8月8日,对于林语堂来说是并不愉快的一天。因为干诺道上居所澡堂的天花板塌了下来,剩下一个大洞,9月很可能需要搬家。此后给守荆的信中,屡屡写到找房子的不愉快经历。和所有旅居香港的人一样。当然,此时此刻,林语堂应该不算“旅居”香港了。因为正是同一日,林语堂取得了香港永久居留证。这是值得立刻告知守荆的事情,他在写信的时候落了“永久”两个字,又划了一根线,给补上了。“(证)已经在手,但费了不少时间。”在移居香港之前,林语堂与香港的出版机构、院校,来往就很频繁,早在1967年,73岁的林语堂即应聘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当代汉英词典》,采用「上下形检字法」及「简化国语罗马字」为检索及拼音。二女儿一家也一直居住在香港。1971年,林语堂长女如斯因抑郁症离世,无法承受此巨大打击的林语堂夫妇,自台北移居香港,投奔二女儿太乙,此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香港度过,主要的工作是继续《当代汉英词典》之编纂,直至1972年成书。这也是林语堂晚年主持的最重要的项目。《当代汉英词典》出版之后,得到了香港各界的关注,香港大学也派人采购了不少放到图书馆,供学生们借阅学习。同时,林语堂致守荆信中特别写道:“香港政府中文监察专员九二一演讲中,亦极力主张政府人员均应使用林语堂汉英词典。”林语堂在信中虽然只提及了这么一句,但是1972年实际上是香港中文推行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1972 年 1 月 20 日港府宣布,港督与行政局原则上接纳“公事上使用中文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二份报告书的建议,即有关政府与市民在口头及文字使用中文通讯的问题,并由民政司出任监督,推行中英双语并用的政策。1972年民政司署设中文监察专员,以推行使用中文政策。港府民政司署从1972年3月13日起,委任高级政务官黄剑琴助理民政司,另设一个统一编译处,以实现“公事上使用中文”计划。可以说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正当其时,自然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林语堂极高兴地提到:“这几天报纸及播音天天见报,宣传活动力量几乎超过饱和点。”1972 11 25 剪报一页
细读这批信札会发现,也是差不多在这一年后,林语堂对香港和台湾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1971与1972年间,林语堂提到香港会用“暂居”二字“暂居香港只为五妗孤寂,不能不想与儿孙同堂。”同时常会提及“永福里”的居所。(“永福里”即现在台北阳明山中的“林语堂故居”。居所建于1966年自美返台时,由林语堂亲自操刀设计。)在1971年3月,林语堂和夫人移居香港不久,他在给守荆的信中写道:收到守荊所寄牛肉干等食物,闲时细嚼,回想永福里书斋之乐。1971年10月信中作小诗一首:现重阳已过,每发萧远之思,故园景色复入眼帘。香港气候已入新凉,夜间睡熟起视,横江十里清澈,烟外倒影翠绿,客魂孤独,莫教新秋动新愁,无语卷衾耐寂寞。1972年1月4日信中,在给守荆的信中,又说到自己“照常吸烟,常梦永福里书房,及凭栏远眺情景”。在1972年7月24日,拿到香港的居留证时,他亦提到:“台北我有寄托无限的感情。”而在1972年之后,如此深情提到永福里的文字就少了。“暂居”、“客居”这些字眼渐少,取而代之的,反是劝守荆夫妇来港。除了编务上需要守荆的协助,更重要的理由,或许在1972年9月21日的信中写到:在这封信中,他谈到了香港的生活水准,月俸二千元可以养家,三千元则比较优裕。
1972 09 21 致守荆信二页
此后的通信中,提及香港不再用暂居二字。而多了对香港人与事的描述。“香港气候比较干燥,风景极佳,尤其是霓虹灯,红绿倒影成一湖山胜观。”在守荆来香港前,他特别叮嘱,女性在香港的夜宴和职场,都可以穿“长裤”,所以要备上一条。林语堂好吃,在1971年的时候,曾感叹过香港吃不到台北才有的烧猪肚,也常念想着守荆从台北寄来的牛肉干,但香港的汕头火锅、未记名的山顶中餐厅,也都是值得在信中一提的地方。他在1973年11月9日的信中特别提到了,高克毅邀请同仁去尖沙咀Harbor village用餐。Harbour Village(星光邨),1970年在星光行五楼开幕,被誉为迷你版的“中国城”。星光邨面积36500平方尺,其中包括刚刚开业不久的广东酒家“翠园”。
70年代的尖沙咀左方高楼为星光行(图片来自互联网)
此外,信中还有一间多次提到的餐厅,则是大名鼎鼎的“陆羽酒楼”。在1973年1月17的信中,林语堂特别写道:后天到陆羽老饭店大宴。在19日的信中,他再次预告了一下,“晚上到陆羽酒楼,听说这是香港一间老饭店。”可惜没有当晚的信,看不到林语堂的“吃后感”。其时陆羽茶楼应该不在今天这个位置,而是在中环永吉街6号。陆羽自三十年代开业以来,就走高档茶室路线,一般茶楼茶钱每位4仙,陆羽收6仙。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金银买卖和外币找换都集中在永吉街附近一带,陆羽茶室自然成了金融业界聚脚地方。七十年代华资实业家、地产商相继冒起,这批早年茶客都成了陆羽忠实拥趸。中文大学的学者们也是店中常客。1976年,陆羽方迁至士丹利街现址。在年届80岁的时候,老人家也试图学习“香港话”,并在信中自我激励“暂有进步”,只是最终成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1974年林语堂夫妇在香港庆祝八十大寿。后排从左至右:女婿黎明,二女太乙,三女相如
1976年,3月26日,82岁的林语堂于香港玛丽医院去世。上一次在玛丽医院住院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致地看窗外的风景,给守荆写下小诗,又因为看护不让抽烟而甚苦。他也在半个月前的通信中,计划着4月返台,不久便可相见。当然,他也不是全无预感,1975年的圣诞节前夕,二女儿林太乙带他到永安百货去购物。他目睹各式各样灿烂的节日装饰品,耳闻圣诞颂歌。眼前的世界丰富美丽更胜从前,他突然激动而感伤。在柜台上抓起一串假珍珠链子,泣不成声。也是在1975年12月给守荆的信中,他用有些颤抖的字,完整抄写了苏轼的《行香子·述怀》,现在读来,总觉得是一场告别,在霓虹倒影构筑的湖光山色中的一场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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