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佳士得香港中国近现代及当代书画春拍将推出 “世间佛法：名家佛教书画” 专辑，辑弘一、王震、戴季陶、丰子恺、启功、赵朴初、丁衍庸、饶宗颐，以及当代艺术家潘汶汛、孙浩佛教题材作品。
“国基既固，教法斯宏，世觉已昌，佛门乃盛，于是协和众教，共进大同，而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之自由世界方得藉天地之覆载，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坠。”
——节录戴季陶《孝园写经记》
（详见本辑编号1191拍品）
佛教起源于印度，却是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得到更长久深远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佛教传入两千余年，它的影响已远超宗教本身，宏大至中国哲学思想，细小至日常语言，其广大精微，不可量度。
近代中国，国家倾危，世事纷扰，佛教的社会角色精彩而多样，只从本辑数件作品亦可见其一斑：高僧者如弘一，苦节自持，淡泊宁静；巨贾如王一亭、官僚如戴季陶，皆虔心心向佛，或贡献财富，布施慈善；或津津于宣传佛法入世，志在救国，诚如戴氏文中所言：“我四万万之国民，信佛教者数逾三万万，佛教之衰颓若此，何以立国？” 沸腾激扬，令人心生澎湃。
1949年后，政治统一，宗教归于相对平静，启先生与佛教更多是个人的情感与寄托，而赵朴初则是带着历史的使命。再移步当下，又更是另一番景象了。
此轴乃1926年，弘一书偈讃，王一亭画佛，民国儒医王邈达装就，合力而成，殊为难得。三人背景迥异，惟皆笃信佛教，喜好文艺，故有交集。
王邈达早年弃商从医，1908年进京为慈禧医病，1936年为蒋中正以中医疗疾，可谓一代名医。闲暇喜好治印学书，在沪期间与吴昌硕友善，与王一亭之往来或与此有关。而他与弘一相识于1910年代，两人居杭时互访甚频，弘一有多幅书法相赠。弘一在福建泉州圆寂，王邈达闻迅后即刻往虎跑寺佛堂祭拜，可见二人情谊。
王震笔下阿弥陀佛双跏趺坐于莲座，右手结禅定印，左手捧莲台，双目微闭，但见慈祥，不觉威严。弘一朱砂隶书佛名 “南无阿弥陀佛”，墨笔节录《大方广佛华严经须弥顶上偈赞品第十四》，一派庄严静谧，所用 “论月” 一号极为少见，仅见于同期另幅画作，可作弘一研究资料补遗。
王一亭画佛，在民国时不仅为各大寺庙供奉，亦为社会名流相互馈赠佳礼的选择，本幅《观音》即为后一种情形，由丁默邨赠 “日高先生”。“交脚弥勒” 则极少入画，这位未来佛在丁公笔下，平添几分萌意。
敦煌275窟的交脚弥勒
丰子恺词作上款人 “绵松居士” 为刘绵松（1919-1983），福建漳州人，1938年与弘一法师相识，便时常追随弘一左右，弘一法师为其取法名 “胜华”，与丰子恺同为弘一法师门下。
书法从来与佛教有特殊因缘，于佛教是助于佛经弘布流传，于书写者则是修行培福之道。
“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接严格的仪式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 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 ‘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 ‘’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动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
——《启功口述历史》
启功先生在雍和宫
此联乃目前所见启功先生所书楹联中最巨幅者，乃为雍和宫书联之另本。启功先生每为重要场所作书，皆不止一本，谨严可于此一见。为雍和宫所书 “超二度百” 柱联，曾写三纸，其中正式作品两种，未署名草稿一种。正式作品纸、绢各一，因绢本一堂与殿中乾隆对联质地更为相配，故最终选用，而纸本今日公之于世，可谓其书作中精奇之作。
启功先生与雍和宫有近90年之佛缘，自三岁于此皈依，一生与之亲近。20岁时，只身一人深夜到此为曾祖夫人求药；而每年雍和宫各种重要法会，启先生必亲临参加。
雍和宫的楹联大多是清帝乾隆御笔，1980年代时，启功先生曾为雍和宫书匾额、楹联、条幅多种，其中最重要者一为悬挂于万福阁三楼匾额 “大福德相”，另一则为正殿大雄宝殿中的柱联 “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与乾隆御笔之另两副柱联共置。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一生从政，跟随孙中山多年，总理遗嘱即由他与汪精卫、吴敬恒等共同起草；他又笃信佛教，素有民国佛教大护法之誉，发起诸多公共佛事活动，极力提倡佛教护国。本册《六波罗蜜法并书后》书于1931年，集诸经论说六法大要，并撰长文以抒心意，长文之后，再书箴语以惕厉，“勿再悠忽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字字铿锵，君子自警自勉之心立见。
“六波罗蜜法” 指六种离开此岸、抵达彼岸之法：施、戒、忍、勤、定、慧。戴季陶在长文中并未条条释读，而只谈心得。戴氏谈佛教，不涉玄奥的理论，却字字强调其务实之功能。他着力分析孙中山的宗教观，孙氏本人虽信奉基督教，却不持狭隘的宗教观，对其它宗教诚敬尊重，以国家超越宗教，包容并蓄。戴氏认为佛教绝不是消极遁世，但是可以团结国民，共进国家大同的途径，当时四亿国民中逾三亿者信佛，救佛即是救国，如若能令隐藏之正法得以彰显，令佛教徒以舍身救世之佛陀精神爱国，则国家将是另一种面貌，文章最后所言 “惟望众善信人共明斯，以六波罗蜜为用，归三民主义之宗，则国基既固，教法斯宏，世觉已昌，佛门乃盛，于是协和众教，共进大同”，正是他理想中最美好的愿景。
全文千余字，涉佛教、儒学、救国、革命，为谈救国，避玄求实，各法之融会贯通在戴氏文字中了无痕迹，不难理解为何他又有国民党 “文胆” 之称。写成当年，此文冠以《孝园写经记》之名，全文登载于11月佛学月刊《潮海音》，成为后人研究戴季陶佛教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孝园写经》民国出版书影
1931年佛学月刊《潮海音》书影
赵朴初一生弘佛，讲 “人间佛教”，将佛教视为使命，多于个人修行。他的书法雍容恬淡，令后人睹字思人，恰如他对自己一生总结：
当下世界，变化巨大，竟有大同于因特网之势头，佛教似乎变得更加温和，减弱了宗教的力量，却更贴近文化与历史，对于年轻的艺术家，他们不再怀揣战战兢兢的敬畏来图画佛像，而更像是创造一个让自己、让观者避世、自省的角落。如潘汶汛所说：“看那些作品，心中情谊，绵延其间，这些东西仿佛是我在雁汤山绝壁山谷里的梯田间麦秆里的烟火。在世间的无人处，有了供人念想与深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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