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礼圣容者，速成佛果：宣德十年华亭观音像记
日期：2021-04-29 10:48:42 来源：中国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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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礼圣容者，速成佛果：宣德十年华亭观音像记
Lot 3728
明宣德十年（1435年）
1.苏富比伦敦2008年11月5日，封面作品，LOT231，估价待询。2.苏富比香港2011年4月8日，LOT2839，成交价：3314万港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罗文华
自元以来，藏传佛教艺术东传，进入到京畿腹地，流传于汉地，成就于宫廷，形成了所谓的梵像[1]，即尼泊尔（或尼泊尔-西藏）艺术与汉地艺术的结合的作品，这是汉藏风格造像艺术的开端。对此早有研究人员开始了相关的研究。[2]
明初，由于汉藏关系的活跃，明朝中央政府为了掌控西藏等边疆地区，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多方笼络藏传佛教区域内地方豪酋和宗教领袖，一时之间，藏传佛教高僧纷纷来京朝觐，受赐听封，同时，明代皇家使臣不断西去，招纳赏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藏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汉藏与藏汉两种风格的造像同时活跃存在的现象。
明代金铜佛造像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线在发展，一条是汉藏风格，另一条是藏汉风格。对于中国国内的研究者或收藏者而言，二者基本上不做区分，但在国外学术界，人们更愿意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前者体现出来的是以藏式风格为主，兼融汉地造像艺术；后者是以汉式风格为主，兼融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然而，西方学者在给这两种风格下定义时难免犯一些主观错误，他们更愿意将西藏制作的带有汉风的作品称为汉藏风格，而将汉地制作的带有藏传佛教风格与主题的造像称之为藏汉风格。[3]这种隐含以生产地为主要标准的区分方法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不准确的。
比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关注到明代宫廷造像的独特风格，即以永乐、宣德时期为主的明代宫廷的造像时，会下意识认为这是藏汉风格的造像，也以尼泊尔、西藏造像为主，结合汉地元素的造像。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种分法并不准确。从汉地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明代永乐、宣德宫廷造像具有强烈的梵像特点和宫廷的技术特点，是典型的汉藏风格，不能因为它们出自汉地工匠之手和内府作坊而称之为藏汉风格；实际上，在汉地，尤其是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京畿地区或者汉藏交界处，民间性质的造像在永乐宣德时期多以汉藏风格为主，比如在北京寺庙的一些大型造像（如智化寺、法源寺内的大型毗卢佛造像）就是非常典型的实例；自明成化、正德以降，内地的造像转而汉风趋强，藏传佛教造像的特点渐淡，更多体现出藏汉风格的特点。此件观音像是典型的明早期汉藏风格的造像，无论是体量、工艺特点还是学术研究价值均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造像为红铜鎏金，铜色明亮沉厚，通高78厘米，为目前所罕见高大的明代铜造像。跟明代永乐、宣德宫廷造像相比较，很明显，此像整体诸多元素体现出明显的宫廷梵式造像风格的延续性。仔细观音此尊菩萨像，发髻高耸，髻顶上有髻宝，发色绀青，明显有染色。戴五叶宝冠，正中冠叶中有无量光佛的小化佛形象，指明了此尊造像作为观音菩萨的身份。束发缯带在耳畔扬起，戴圆形八瓣莲纹耳环。
菩萨面庞饱满方正，双目为豆荚状，鼻梁宽挺，表情沉静，微微含笑，双唇涂红。上身袒裸，披巾覆双肩，帔帛自双肩绕臂而下，垂于座上。披巾下摆和帔帛表面均有细密的錾地花枝纹。戴项链和璎珞，项链上有突起的嵌饰和连续三角形阴线刻划纹。项链下缀三串联珠串和两个回形珠串，长璎珞垂至腹部，与明内府永乐、宣德造像的胸前项链、璎珞布局一样。
着长裙，印度-尼泊尔式的犊鼻裙已经换成了汉式的长裙，直覆脚腂，衣纹层叠自然。长裙前另有围裙，束以腰带。腰带亦有突起嵌宝和连续三角阴线刻纹为主，下缀联珠串，不过，珠串只见于腰背后而不见于腹前。围裙和长裙下摆均以錾刻忍冬纹装饰带。
观音菩萨右手自然搭在右膝上，掌心向下，左手撑在身面台面上，右腿直立，左腿平置莲台面上，臂与足均各饰臂钏、手镯、脚镯。莲台前后均有仰覆莲瓣，瓣尖有卷草纹，正中卷草较高，两边为小卷装饰。我们注意到，莲座正中上下莲瓣上的卷草纹与其他各瓣不同，正中卷草为三瓣，这种装饰上的小巧思，也是工匠个性化表现的特点。
在莲座上下沿有刀刻题记，为本造像的年代和产地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抄录如下：宣德十年月日华亭兴圣寺比丘善茂
谨发诚心化众檀越并同道僧尼造自在像
用报四恩均资三有普愿诸人同成佛果
㕇者黄福兴铸
瞻礼圣容者速成佛果
毁灭菩萨者死入地狱
这一段题记在此前发表的文章抄录中错谬甚多[4]，以至于无法卒读。今校录如上，试析内容如下：
此像造于宣德十年（1435年），宣德最后一年，属于明初最后期的造像。
华亭，即指今天的上海松江老镇地区，唐代设镇，前后建制达1160多年。[5]兴教寺，全称为“兴圣教寺”，位于今天松江且城厢镇东南三公街。五代十国时期后汉乾祐二年（949年），于县治东南建兴圣教寺，建兴圣教寺塔。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在今松江区建兴圣教寺塔，俗称方塔。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现仅存兴教寺塔，俗称“方塔”，1974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对方塔地宫进行清理时还发现了宋代的石函佛牙等重要法物[7]。可知，自北宋至明代，此寺香火不断，属于当地的大寺之一。
此像反映了该寺在明代初年的繁盛状况。当时是由该寺的比丘善茂化缘各位施主，与同样发心的僧尼一起募集资金造了一这尊观音像。铸造的工匠名字叫黄福兴。这是一个典型的汉族工匠，在一尊造像上能找到它的寺庙所属地以及工匠的名字是它极其珍贵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第一段题记刻在座沿上方，下一段题记刻在座沿下方，而且文字如同对联一样，对称排列，右侧刻“瞻礼圣容者，速成佛果”，文字由右向左排列；左侧“毁灭菩萨者，死入地狱”，这也目前所见佛教造像中极为少见的刻划方式。这种与众不同的细节，或许反映出当时普通信众中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
此像面世以来，受到多方关注，除了其体量较大以外，其明显的直接模仿当时明代宫廷永乐与宣德造像的模式与风格的做法，说明明代宫廷永乐、宣德两朝汉藏风格的造像模式化的影响不仅限于宫廷内，而且广泛影响到民间的非藏传佛教主流地区的造像。不过，此尊造像显示出较为独特的地方特色，为了让观音菩萨看起来更为挺拔，有意将腰身和手臂拉长，供在台座之上时，从较低角度仰瞻菩萨慈像，庄严之气令人肃然起敬。另外，它对于纯粹的藏传佛教造像也进行了一些改造，比如观音菩萨轮王坐姿像在永乐与宣德时期的造像中数量是很少的。目前只查到在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中保存了一尊类似的造像[8]（图1），虽然没有题记，从风格看，属于永乐宣德时期无疑，二者相较就会发现，这尊华亭的观音造像将藏传佛教造像中的观音菩萨常见的标志两侧莲茎一律减省，体现出汉文化对于藏传佛教图像的改造。图1
总之，此像是典型的汉藏风格的民间造像版，却始终未曾离开过宫廷的影响，此尊高大的观音菩萨像足证当时江南地区观音崇拜的长期流行，兴圣教寺在民众中地位之隆以及明代汉地佛教造像艺术汉藏融合之深，无论对于收藏还是研究，此像之价值之高都是无法言诠的。
[1] (元)佚名：《元代画塑记》，《中国美术丛刊·寺塔记·益州名画录·元代画塑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2] Robert R. Bigler, Before Yongle: Chinese and Tibeto-ChineseBuddhist Sculpture of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Zurich, 2015.[3] Ulrich von Schroeder, Indo-Tibetan Bronzes, Hong Kong: Visual DharmaPublications LTD, 2008, p. 510.[4]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Morning, London 5.November, 2008, Sotheby’s, lot. 231, pp. 253-263; Vestiges From China’sImperial History, Hong Kong 8 April, 2011, Sotheby’s, Lot. 2839, pp. 166-173.[5]周敏法：《从<云间志>的“华亭”名称说起》，《上海地方志》2019年第3期，页48-57。[6]《上海地方志》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idnode=258674&tableName=userobject1a&id=438298。[7]张明华、孙维昌：《上海市松江县兴圣教寺塔地宫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2期，页1125-1129。[8] Ulrich von Schroeder, Indo-Tibetan Bronzes, Hong Kong: VisualDharma Publications , LTD, 1981, p. 151, pl. 15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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