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史上，徐渭是个多才多艺在诸多领域都取得杰出成就的一代英才。他擅书工画，是中国大写意画的先驱，与陈道复并称二杰。又长诗文戏曲，皆别树一帜，风标独领。然一生落魄，尝十载断谷、九番自杀、八试不中、七年囚禁。潦倒苦厄，凄苦一生而终至癫疯，终其一生。徐渭的书画淋漓纵横，不拘绳墨，若呼若啸，若腾跃、若徘徊，捭阖恣肆，直抒胸臆。由此开辟出写意画之通衢大道，八大、石涛、扬州八家、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相继而出，板桥肯作“门下走狗”，白石愿为“磨墨理纸”，影响至为深广。今年是明代奇人、艺坛逸才徐渭诞辰五百周年。我们有幸得著名海派画家吴待秋家人的厚爱，征集到一卷秘藏百年的徐渭《墨花图卷》。此《墨花图卷》分四段作《湖石芭蕉》、《玉兰》、《牡丹》、《荷花》、《菊花》、《兰花》、《鸡冠》、《梅花》八种，总计近6米长。或双勾、或泼墨，皆以尖劲锐利之笔迅疾写出，绝无疑滞，一气呵成。所题自作诗，亦用尖细之笔书写，顿挫抑扬，点画舒展，在米元章、黄鲁直之外，别有一种潇洒自若之态。在传世青藤墨迹之中，这是画得特别秀灵的一卷。从中可以看到徐渭受到吴门画风的影响，在构图上延续陈淳、陆治、周之冕等善用的四时杂花长卷形式，间画间题；在笔法上舍去了一丝狂纵，多了一分儒雅；在用墨上控制得宜，从“放”转“收”，逐渐精纯。徐渭在温和秀雅的笔情墨韵之中，为我们呈现了他更多元的风格面貌，一种有别于世人固化单一认知下的“狂纵”“激烈”风格。全卷花草诸多物象，皆一尘不染，水墨润泽，清气充盈，如阵阵雨露洗涤着困在喧嚣世间之中的我们。
(一)是卷传承有绪，经惠栋（1697-1758）、金凤清（清咸丰、同治年间人）、李嘉福、吴待秋及其后人递藏，近一百五十年来一直秘藏于李、吴家族家中。(二)此卷八段题诗中《芭蕉》、《牡丹》、《荷九首》之一、《王元章倒枝梅 花》收入于《徐文长三集》中;《画兰》收入于《徐文长逸稿》中。1. 《桐园卧游录》，清·金凤清著，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2.《历代著录画目正续编·下》，第189页，福开森（美），容庚 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此件徐渭《墨花图卷》传承有绪，为吴待秋先生袌鋗庐珍藏的古代书画，目前已知经惠栋、金凤清、李嘉福、吴待秋及其后人递藏，近150年来一直藏于李、吴家族家中，从未曾对外展现过。
卷尾“松厓秘玩”应为清代学者、藏书家惠栋藏印。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江南元和(今苏州)人。吴派汉学的代表人物惠士奇之子。专治经学，传祖与父之学，奠定吴派经学基础。雅好典籍，家多藏书，得一善本，倾囊勿惜。著有《易汉学》、《松崖文钞》等。是卷著录于清咸丰、同治间金凤清的《桐园卧游录》中。金凤清，号悔庵居士。曾任浙江桐乡知县。《桐园卧游录》载录其藏书画六十二件，内有沈周、祝允明、文徵明、仇英、陈淳、董其昌、石涛、八大诸多名家，审择颇精。该书将本徐渭作品中每两幅花卉计为一段，称之为“青藤墨花纸本长卷凡四段水墨画”。作者如此叙述本作品:天池画世多赝作，而余所收数种皆真迹，神妙不可多得。是卷凡四段，段作花，各系短句，奇情异致，想入非非。
吴待秋(1878-1949)，名徵，以字行。浙江崇德人，画家吴伯滔次子。18岁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擅山水、花卉，亦能人物仕女，兼长治印，是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的著名画家，与吴湖帆、吴子深、冯超然合称“三吴一冯”，又与赵叔孺、吴湖帆、冯超然同誉为“海上四大家”。1904年参与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办，后患病返乡，在老家期间常去当地富绅李嘉福处讨教。李嘉福(1839-1904)，字笙鱼，号北溪。能丹青，善鉴定，嗜古成癖，收藏极富。待秋从中获益匪浅。两人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岁，却秉性相投，忘年相交。待秋原配亡故后，李嘉福不仅将爱女隐玉许配给他，更将自己所藏的一尊西汉铜器“三代鋗”做为陪嫁之物。待秋对此甚为珍爱，遂自号“袌鋗”、“老鋗”。
吴待秋在残粒园
待秋精于鉴赏，且收藏颇丰。他的私宅苏州残粒园中的袌鋗庐藏有传承自李嘉福、吴伯滔及自己平生购得的众多元明清书画精品。1936年，嘉兴举办的首届文献展览时，他的藏品之精，轰动一时。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苏州常受到敌机轰炸，待秋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他携家属先后避难于故里崇德和德清、武康、仙潭等地。据吴待秋先生后人介绍，行前他把随身携带书画的天、地头裁掉，仅留画心部分，手卷亦裁掉了引首、后跋，以能尽量多带物品。本件徐渭《墨花图卷》以及2019年秋经中国嘉德释出的石涛《荷花图》皆在其中。
石涛《荷花图》，78×31cm，中国嘉德2019秋拍lot1365，1380万成交
此卷目前仅存画作部分，无引首和跋尾。因为一直保存在南方，手卷割裂之后湿气侵袭，致使其背面的覆背纸有些松动脱落，但所有画面均完好无损，且保存在原装木盒中。
原装木盒
明代花鸟画发展进程中，水墨写意花卉的成就最为显著，成为文人士大夫直抒胸臆、一吐块垒的最为适宜的艺术语言。明代中期的花鸟画风格以“吴门画派”为主，他们打破前人习用的枯木、竹石、梅兰等特定题材的局限。多种花木绘为一卷，在明代并非鲜见。当时画写意花卉者有沈周、陈淳、林良、周之冕等。徐渭则是这种文人墨戏的继承者和大胆开拓者，他暗合了宋元画风，又汲取了吴门画派、院体浙派的长处，独步于画坛，雄视千古，著水墨大写意画派之先鞭。无怪后世写意大家无不受其影响，也无不推崇备至。五百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依旧“元气淋漓障犹湿”，堪为绘事中“广陵散”般的翰墨绝响。徐渭对吴镇、王冕、沈周、唐寅等人的画十分推崇，特别受沈周、陈淳、陈鹤等人的写意花鸟画的影响。常以“花卉卷”这种形式进行创作，间画间题。据《徐渭“杂花图”的分析研究》一文记载：“在数量上看，《徐渭书画全集》中统计的作品共有119件，抛开确定伪迹的15件，剩余的100余幅作品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数量与四时杂花相关，可见徐渭对这一主题的倾心与偏爱。”徐渭有画必题，所题诗文，大多收录在《徐渭集》中。此《墨花图卷》分题九次，八段题诗中《芭蕉》、《牡丹》、《荷九首》之一、《王元章倒枝梅花》收入于《徐文长三集》中；《画兰》收入于《徐文长逸稿》中。
《徐文长三集》书影
长被参人打一拳。
涕下胭脂不解染，
真无学画牡丹缘。
钤印：佛寿（半印）
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钤印：袖里青蛇
青藤道人戏墨。
钤印：湘管斋
此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记录着全国文博机构所藏的徐渭书画作品数量共计94幅，其中绘画作品42幅，即使加上国内外其他收藏机构及个人的收藏，徐渭存世的画作总量并不大，且大多秘不示人。故而对徐渭艺术的评论难免出现曲解之处。今春，首次亮相于拍场的这卷徐渭《花卉图卷》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讨徐渭绘画面貌的新线索。这里，根据《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收录的作品信息，并参以《徐渭书画全集》中所列出的“作品统计表格”，列出23件“杂花卷”的基本信息，试着作为吴待秋旧藏《花卉图卷》的参照。
从晚明到清初，继戏曲、诗文、书法之后，徐渭的绘画逐渐为文人阶层与艺术市场所接纳。石涛在《题四时花果图》卷中有诗：“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纪昀在《徐文长集》《提要》中叶谈到了当时徐渭书画受欢迎的程度：“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与此相对应的是，徐渭伪作流布场肆，真赝混杂。加上徐渭创作时间比较集中，大约五十以后才开始作画，存世作品风貌较为接近，故审定、划分绘画创作风格颇有难度。吴雪杉老师以此《墨花图卷》中钤盖的九方印章为切入点，依次考察了“天池山人”“青山扪虱”“佛（寿）”“文长”“青山扪虱”“徐渭之印”“金回山人”“袖里青蛇”“湘管斋”的具体使用。并与1592年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两件徐渭名作之间建立起亲缘关系，帮我们进一步解读了这卷吴待秋旧藏的《墨花图卷》，通过“天池山人”和“湘管斋”两方用作判断年代的印章，从测面作出了此卷可能作于1592年前后的判定。
以下节录吴雪杉老师《从印章出发：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的时代问题》部分内容：徐渭有数十方自用印，同一印文有时会铭刻多方印章，看起来大同小异。这种用印习惯在明代颇为流行。“天池山人”白文印亦有多方。上海博物馆藏《墨花图卷》（1591）和故宫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图卷》（1592）中的“天池山人”白文印完全相同，表明这枚有三处缺口或磨损的“天池山人”印是徐渭晚年最青睐的印章之一。在徐渭1593年去世之前的两、三年，他可能在频繁使用这枚印章。本文所讨论的、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上的“天池山人”白文印（图3）与上海博物馆藏《墨笔花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图卷》中的“天池山人”白文印的印文残损程度一致，应出自同一枚印章。从这个角度来看，吴待秋旧藏《墨笔花卉八段锦》很可能也作于徐渭生命的最后两、三年。
（从左至右）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1592）、故宫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图卷》（1592）中的“天池山人”印
“湘管斋”也是徐渭很喜欢使用的一枚印章，多用于卷首或画家本人款识后。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上的“湘管斋”印与1592年《花卉卷》（上海博物馆藏）、《墨花九段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上的“湘管斋”印完全一样。印章左侧中下方的横向缺损如出一辙。它们应该都出自同一枚印章。需要注意的是，吴待秋旧藏《墨笔花卉八段锦》“湘管斋”印右下角边线的残损因纸的破损造成的，而非印章本身的残缺。
（从左至右）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1592）、故宫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图卷》（1592）中的“湘管斋”印
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湘管斋”印右下角的纸面痕迹
通过对“湘管斋”朱文印的比较，可以得出与“天池山人”白文印相似的结论，即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至少画卷上的印章——出自1592年前后。徐渭有时会在长卷不同段落反复钤上同一方印章。不过总体来说，徐渭在1580年以后还是倾向于在同一套册页或手卷里使用多方印章。万历八年（1580）作的《花果鱼蟹图卷》（上海博物馆藏）有画面11段，每段均用印，无一重复。生命最后阶段的徐渭大体上保持了这个习惯，同时也流露出某种随性，有时会在册页或手卷中少量重复用印，如故宫博物院藏徐渭《写生图卷》（1591）有12段画面，“天池山人”白文印钤了两遍，其他诸印只用一次。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1592）的“金回山人”也钤了两次。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上仅“青山扪虱”钤有两次，是徐渭晚年尤其是1591年、1592年的用印方式。
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里有一方“徐渭之印”朱文印，印文模糊，易于引人疑窦。这方印章还出现在上海博物馆藏徐渭《花卉卷》（1592）上。可知徐渭在1592年前后，确实使用了这方朱文印。“徐渭之印”的重影，应该是画家将印章压在画纸上时，手腕或手指颤抖造成的情况。看重影情形，主要出现于印文右侧，是印章落纸后向右滑动产生的痕迹。这种情况在存世书画中比较罕见，不过有钤印经验的人自然了解，这种情况现实中经常发生。
徐渭《花卉卷》上的“徐渭之印”,1592，上海博物馆藏从印章角度考察，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应该使用了与故宫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图卷》（1592）、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1592）相同的6枚印章。这一共同点似乎表明，吴待秋旧藏《墨笔花卉八段锦》的绘制时间应在1592年前后。
《墨画图卷》的很多精彩之处，如荷花，也能与故宫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图卷》中的荷花交相辉映。
吴待秋旧藏《墨花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图卷》中的荷花
3、陈燮君《铅华落尽时 清气满乾坤——陈淳、徐渭与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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