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印玺起源甚早流传深远，印玺依内容功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具有身份与征信功能，如帝后宝玺、百官印信或衙门关防、私人姓名与字号、斋馆堂号、室名、馆名、特殊字义或特殊用途等等；另一种不具征信功能，有各种图文、押款吉语、格言诗词等等是谓闲章[1]。一般玉印制作常见有素身及纽印两种，纽印集合圆雕动物和文字之美，圆雕、文字、历史价值与使用人士各大因素加进来使得印章的价值高过其他玉器类别。印章之尺寸与纽身造型都可以反映出用户的身份，大尺寸之龙纽均为宫廷使用的宝玺，非常罕见，市面一旦出现均为众方关注的焦点[2, 3]。玉冰山馆藏玉中本季春拍有一件罕见的蹲龙方玺(图一)，印文”隆福徽音”，该印规矩方正厚实，以龙为钮，神态机敏，形象威严。印文为篆书“隆福徽音”，以实心钻配合砣具雕琢，结字古雅隽永，琢制技艺高超。“徽音”最早见于《诗·大雅·思齐》，郑玄注：徽，既是美也。“音”则是“令闻”，合在一起就是“令闻美誉”，其有“歌功颂德”的意味。
图一 玉冰山馆藏玉 lot358
白玉蹲龙“隆福徽音”款方玺.明代风格
此件藏品金石学家罗随祖先生对其进行过考证，专门撰写了《白玉蹲龙钮“隆福徽音”印》一文对其说明：“徽音”在当时还有赞扬“母仪”美德之意，《诗·大雅·思齐》的原文是：“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即是颂扬周文王及其母太任、妻太姒的颂歌。汉蔡邕《太傅胡公夫人灵表》中有:“至德修于几微，徽音畅于神明。”其印文为恭颂帝王皇后之美誉，并祝福德昌隆。元代虞集在 《张忠献公神道碑》：“隆福有宫，万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纪。匡之翼之，公将其旨。相臣进贤，虚左待之。……”见于《道园学古录》，这是将“隆福”与“徽音”相对仗的骈文。将“隆福”与“徽音”骈文相对仗起来，为此章印文提供了出处。
罗随祖先生在文章中对印玺风格也做了辨析：明代的帝王玺印与清区别之一就是多做蹲龙钮，这是明代继元朝以后，典型的钮制形式。而清尤其雍正、乾隆以来，改“交龙钮”为常例。文中讲述“目前所见明代帝王印存世极少，相比较于曾经钤盖在内府所藏书画、图书上的印章，大多已无可觅其踪影。即使目前故宫所藏的数方明代帝后印，也都是石质、体量偏小，同时还有焚烧过的痕迹。究其原因，这些大多是南明新刻而败阵降亡俘虏所得，有的更出于兵燹焚余，并不是明廷皇宫平时所用。”也足以说明明代帝后玺印的弥足珍贵。
现存的明代或明以前龙纽印相当稀少，国外大型拍卖可能还能见到一些踪迹(图二-图四)[2, 3]。清宫旧藏有不少清初制作的宝玺相信可能是由明代宝玺改制而成[1]，其龙身带有明代或元代风格(图五, 图六)，我们很幸运的还能从各代御赐西藏密宗佛教的宗教印上比对窥得当时的纽印风格(图七-图十) [4, 5]。
图二 苏富比2021拍品 明洪熙永乐仁孝文皇后蹲龙方玺[2]
图三 苏富比2017拍品 元弘阐佛宗蹲龙方玺[2]
图四 佳士得2013拍品 元押蹲龙方玺[3]
图五 清宫旧藏 天子信宝交龙方玺[1]
图六 清宫旧藏 皇帝信宝交龙方玺[1]
图七 西藏博物馆藏
元忽必烈赐统领释教大国师交龙方玺[4]
图八 西藏博物馆藏
明永乐赐如来大宝法王交龙方玺[4]
图九 西藏博物馆藏
明永乐赐正觉大乘法王交龙方玺[4]
图十 西藏博物馆藏
元御赐桑杰贝帝师蹲龙方玺[5]
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年代更早或国内外博物馆藏玺印比对风格的话，此类蹲龙钮不难找到风格雷同的宋至明早印玺(图十一-图十二)[6, 7]，在在比对均足以反映出玉冰山馆藏玉推出方玺之年代。明代帝王印存世极少，此玉印选料考究，雕工细致，气度不凡，品级较高，有着元代遗风至明早期的风格。近年来拍卖均为清代印玺，明以前寥寥无几，玉冰山馆藏玉此次推出“隆福徽音”款蹲龙方玺为清代以前宝玺中难得之器物，收藏与把玩均显使用者霸气十足。玉冰山馆特仅以此罕见藏品推荐给广大藏友。
图十一 英国City Art Gallery藏
元至明早期蹲龙方玺[6]
图十二 上海博物馆藏 宋至元蹲龙押印方玺[7]
注: 罗随祖先生，字慕鸿，祖籍浙江上虞。汉族。1952年2月生于北京。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部讲授专家、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中国世家鉴定收藏网著名鉴定专家，主要从事金石考古及博物馆文物方面的研究工作。
[1]故宫博物院”明清帝后宝玺” 1994
[2]苏富比官网
[3]佳士得官网
[4]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
[5]西藏博物馆藏印
[6]”Chinese Jades throughout the ages” 1975
[7]上海博物馆 ”中国历代玺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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