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交—李叔同和身边的文化名人专题
日期:2021-07-01 10:16:12 来源:中贸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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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曲《送别》隽永婉约、真挚深沉,传唱甚广,其作者是半世文人半世僧的弘一法师李叔同。1914年,社会动荡加俱,李叔同的结拜兄弟许幻园,因事决定北上去找袁世凯,在离别之时,李叔同百感交集以此歌送挚友。许幻园是李叔同初到上海结识的好友,他们因加入以切磋诗词文章为主的新派学术团体“城南诗社”而结义金兰,随后和海派书画大家任伯年等在上海文化街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组织成立了“海上书画公会”;他也有过一段出入于灯红酒绿、寄情于粉尘十丈的生活,好在这段生活并不长,考入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和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同学一起师从蔡元培;不止步于创办《音乐小杂志》,又与留日学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12年秋季后,应好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音乐教师。他的前半生参与了诸多社会团体活动,再加上丰富的求学与教学经历,身边包括社友师生、同窗同事等等,不乏文人学者,政治精英,艺坛翘楚。所以梳理弘一法师与其他文人的交往史,这对研究弘一法师的生平和艺术都有巨大的价值。值此推出李叔同和身边的文化名人专题,以纪念这位近代高僧。李叔同在20岁的时候,搬到上海许幻园家“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极具纨绔之风。其后,他与画家任伯年设立“上海书画公会”。说明:上款人为奉化方鼎祺之子方济川。此拍品用纸有“松声琴韵庐用牋”印款,为方济川专用笺。李叔同与马一浮的初识是在1902至1903年之间。此时自而马一浮亦在上海游学。后来二人同在杭州居住,交往愈加密但在佛学方面,他一直把马一浮视作良师。佛学之外,书法和古琴也是他们的共同爱好。出版:《孔子学说研究论著——人天书》前页插图,翁中和著述,1941年出版。(注:作品插图为家属翻印时加入)说明:罗复堪题引首。罗复堪(1873-1954),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善书法,尤以章草驰誉于世。李叔同在少年时代,曾是康梁维新运动的同情者、支持者。据李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与遗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李叔同只有十九岁,是年清光绪帝采纳康梁维新主张,下诏定国是。大师亦以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赞同康梁主张。八月,戊戌政变宣告失败后,康梁亡命国外。京津之士,有传李叔同为康梁同党者,遂携眷奉母,避祸上海。”李叔同到上海后,加入城南文社,所作诗赋一时为南社之冠。当时李叔同曾自刻一印章云:“南海康君是吾师”,从中可见李叔同维新之思想。1912年,李叔同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文美会,时有报道:“李梅庵、吴昌硕亦以客员资格,来襄盛举。”可以将此视为李叔同与吴昌硕来往的最早可能。后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之时,亦加入了西泠印社,并常常参与社中的活动。曹云鹏在《弘一大师出家前后秩事》中引用宽愿法师的叙述,其中提到弘一法师和宽愿法师一同前往吴昌硕家中,参禅叙话,并在临走之时,吴昌硕赠予了弘一法师印章之事,可证二人交谊。出版:《吴昌硕书画选》图5,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1942年5月,63岁的弘一法师回泉州百源寺,后居温陵养老院。郭沫若驰书请求法书。法师为其写《寒山诗》云:“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赠之。落款:“沫若居士澄览”。此《寒山诗》由李远芳的信中附奉“沫若居士书”代为转呈。郭沫若收件后复信李远芳,内称弘一法师为“澄览大师”,并谓“澄览大师言甚是”。鼎堂与弘一,一位是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具有“出世精神”的全能艺术家,后来成为了宗教界代表的李叔同;一位是始终热情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在世纪的政治与文艺风云中参与进取,具有“入世精神”的文艺界泰斗,毕生积极奋斗的郭沫若。作为全能的通才型人物,他们各有着自己的学术与艺术造诣,各有着自己的绚烂与平淡。二者之间的翰墨姻缘,虽在礼仪上表现出彼此相惜,实则未曾同调,但这并不影响两位近现代文艺界巨子在历史上的丹青交往为后人留下的佳话。2.上款人为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因出生于广州而得名,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冒氏为如皋大族,书香门第,冒辟疆是他的祖辈。1889年(光绪十五年)他历县、州、院三试皆列第一,1894(光绪二十年)年被录取为举人,担任刑部及农工部郎中,民国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市长特地聘任他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章士钊和李叔同曾为同一个女人倾心,她就是李苹香。李苹香自幼天资聪慧,有志于诗词文章,深得当地名宿赞许。其先祖本为徽州望族,父辈家道中落,母挈之居鸳湖,遂为嘉兴人。十九世纪末,与母亲去上海观洋人赛马会,因经济困扰被骗在苏州当了妓女。章士钊为身世不幸的她写下传记《李苹香》,李叔同为此传记作序。
章士钊(1881-1973)行书张建封《闲居寄薛华》1925年左右在去上海之前,方介堪曾去拜谒一大师,得到大师的鼓励。临走时大师赠送方介堪斗笔一枝。此事在李芳远《复方介堪信》中提及:“惠示题音公残经诗,古逸可喜,并知与公有雅故,得赠斗笔事,此胜事可传也。”此笔和信札现存方介堪纪念馆。出版:《学而不厌》第128页,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1915年起,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音乐、图画教师。吕凤子同在南高师任国画教师,他曾这样评价李叔同:“严格地说起来,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首倡者,应推李叔同为第一人。根据现有的很多资料看,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陈师曾与李叔同同为留日学生,又都是美术专业。回国后,一人在南一人在北,都在高校中讲授美术。李叔同在上海主持《太平洋画报》的美术时,陈为特约专栏作者。据不完全统计,《太平洋画报》文艺副刊,仅在民国元年四、五两个月里,就连续发表了陈10数幅作品,每画所占篇幅都较大,多数放在该版中央部位,十分醒目。陈师曾于民国元年5月由北京抵上海,该报进行了报导,并于5月8日刊出陈师曾大幅半身照片,题曰“朽道人像”。由此可见,李叔同、柳亚子等南社同人对陈师曾是很为看重的。李叔同出家为僧后,姜丹书、丰子恺、吴梦非等仍与陈师曾有联系。他们创办的《美育》杂志,就特约陈师曾题签封面。叶恭绰是著名的文献学家、书法家、诗词家,也是佛教大护法。他曾有《僧伽六度经》题记:“民国乙亥,从子公超自英伦博物院摄影,弘一律学大师依以写布,選庵叶恭绰题。”《弘一法师年谱》载,“大师自为记云:‘此经为敦煌写本,今存英伦博物馆。范成法师获得影印,将刊石置于南通州狼山僧伽大圣道场,属为书写。余以暗短,末由辩其文字,后之贤者,幸审订焉。丙子胜音书并志。”出版:《总统府展览研究》2009年第1期,第21页,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编。说明:此联曾展览于台北历史博物馆,原藏家购于中国嘉德2007年秋季拍卖会。李叔同1912年到浙江师范学校任教,教授音乐、美术课程,夏丏尊教国文,两人共事历时七年。在学校,他们都对学生实行感化教育,深受学生尊重。他们都爱好诗词书画篆刻,时相唱和过招,乐此不疲。因受学校周边西湖佛教环境氛围影响,他们也都对佛学颇感兴趣。弘一出家后,对夏丏尊十分感谢,认为正是由于夏丏尊的因缘,使他得以寻求到心灵的寄托。夏丏尊对此却颇为不安,特地在故乡上虞白马湖畔修建庵居“晚晴山房”,供弘一居住,希望能减轻弘一长年云游四方的辛劳。两人始终保持着坦诚的君子友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奏请在南京建立“三江师范学堂”,其是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模式建立的一所新式高等师范学堂。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由晚清著名学者、书画家、教育家李瑞清任监督。李瑞清主政期间,“两江师范”正式设立图画手工科,培养的两届69名毕业生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其中著名美术教育家和画家吕凤子、汪采白、姜丹书和吴溉亭都是李叔同在南高师做教习时的同事。李瑞清还经常参加吴昌硕、李叔同等组织的书画组织和活动,很快便融入了“海派”书画圈。说明:上款人“孝侯”即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蓬莱县于家庄人,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曾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甘肃省主席等职。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立下赫赫功勋。1936年参与西安事变,1949年后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谢无量早年常参加革命活动,做过《京报》台柱子(主笔),曾在国父孙中山手下当过参议长,也曾在黄埔做过教习。早年谢无量做过很多报纸,后来为中华书局编书(中华书局的分量自然不必多说,大概可以概括为中华书局出品,必属精品),后来孙中山还慕名写信拜访,询问其对《建国方略》的意见。孙中山去世后,潜心改志,从事教育与学术,以学者身份终其生。谢无量先生书法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他与鲁讯是同种类型的“书家”他们的书法好象是不讲求法,许多学书人不约而同地将“谢书”作为了直接取法的对象,其书作但将他的书作同处处讲究法、笔笔讲究来历的沈尹默、邓散木的作品挂于一处时,一眼看不出看其所宗,反复体味中便发现他同时继承了晋帖的气韵生动和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质朴自然,同时也受了些沈曾植书法的影响。谢无量的字,已经由绚烂归干平淡;它看上夫稚拙。实则博大精深,背后有一般人不易企及的学养支撑着,无一字毫宕一笔险怿,出以闲逸又骨健神清、气宇轩昂。值得一提的是,作品有抗日爱国将领于学忠上款,弥足珍贵也。谢无量1901年与李叔同、黄炎培等同入南洋公学。清末任成都存古学堂监督。民国初期在孙中山大本营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参议长、黄埔军校教官等职。之后从事教育和著述,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于右任(1879-1964)台北集庆宫草书楹联原件展览:“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展,(上海)复旦大学于右任馆,2014年9月。出版:《高山仰止旦复旦兮—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展作品集》第4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说明:弘一法师不仅早年与于右任是南洋公学的同学,后来还一起加入过南社,并一同在春晖中学执教。此件书作为刻于台北石碇集庆宫庙的正殿对联之原作,于右任先生一生为寺庙题写对联之刻碑有限,而书作常因寺方或匠人之失察而毁,现存世者更稀若麟趾。已知存世的有台北龙山寺正殿对联“菩提为树般若为航象教导人为善,梵宇自庄源流自古龙山得地自高”(见《草书·美髯·于右任》页135,林铨居着,雄师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及台北行天宫正殿“行义着前徽犹有灵光垂海外,天威昭上界共钦至德在人间”(见《行天宫台北本宫楹联碑画赏析》页108,财团法人行天宫文教基金会2000年出版)等。此件作品为吉庆宫1960年扩建时,敦请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为其题联,因集庆宫供奉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的名臣张巡,即正气歌中之“张睢阳齿”,于右任先生感念其为一代忠烈,特为题“保育万方苍生戴德,仪行一代青史留芳”,并刻成正殿楹联。此作流传有绪,殊为难得。
1908年,张宗祥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与校长经亨颐趣味相投,同喜金石书画。并参与了李叔同金石学社“乐石社”的创作活动。1926年弘一大师赴庐山在上海停留时,曾应邀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在家律要》,当时王一亭为副林长(1927年任林长)。王一亭亦与弘一法师有书画上的合作,如陆丹林曾在《悼弘一法师》一文中,提到弘一法师在陆丹林四十岁生日时写了一幅大佛字送他,“佛字写在上半截,下半截是留空的”,后来“就请王一亭先生补了一个佛像在空白的纸上……”说明:此幅作品为新加坡“可而楼“主人木化先生旧藏。木化,1936年生。1955年毕业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与刘海粟友善,所藏刘海粟精品颇多。在1981年香港《新晚报》的一篇文章中,刘海粟回忆起自己与李叔同的交往:“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个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1939年,已迁居新加坡的广洽法师为祝弘一大师六十寿辰,特请正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助赈的徐悲鸿为大师造像。徐悲鸿欣然接受,画了一幅弘一大师的油画肖像——这就是经常被收入各种弘一大师纪念集中的那幅画了。徐悲鸿本人显然对这幅画也很重视,1947年,他又为此画亲笔补写了题记一则,表达了他对弘一大师的景仰之情。题记全文如下:“早岁识陈君师曾闻知今弘一大师为人,心窃慕之。顾我之所以慕师者,正从师今日视若敝屣之书之画也。悲鸿不佞,直至今日尚沉缅于色相之中不能自拔,于五六年前且恳知友丐师书法,钝根之人日以惑溺,愧于师书中启示未能领悟。民国二十八年夏,广洽法师以纪念弘一师诞辰,嘱为造象,欣然从命。就吾所能,竭吾驽钝,于师不知不觉之中,以答师之惟一因缘,良自庆幸;所愧即此自度微末之艺,尚未能以全力诣其极也。”出版:《艺术品》第58页,荣宝斋出版社,2013年。2.本幅画面见墨竹粗干茁壮矗立,幼枝嫩叶高低有序地散伸而出,呈节节攀升向上,有冲破画中天地局限之势,既具“竹报平安”之吉兆,又寓君子节操之守正不阿。竹直贯画幅,具有顶天立地之气势。每段竹节间留有小隙,填以重墨线补白,以区分上下节,表现出竹之强度与力度。竹叶或仰或俯,施墨或深或浅,似于清风吹佛下重叠交错,相互映衬,形态变化多端。画法上,竹竿采取了西方素描的手法来表现,以扁笔刷出,两边浓,中间淡,表现出浑圆的立体感,如同规则的圆柱体,节与节连接处仅用一条浓墨线画出,墨线周围有留白,使体积感更加明显。竹叶则以传统法为之,以写意笔法粗率写出,墨色浓淡相宜,层次丰富,缤纷的竹叶具有剪影般的效果,与竹竿的粗壮形成对比。徐悲鸿的作品始终蕴以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以中国特有的情趣动人心弦。此作作于1943年中秋之际,抗日战争仍在进行,战火继续弥漫,徐悲鸿画竹,一方面是表达对于国家危亡时内心的不屈信念,一方面也是对于世事平安的渴望。丰子恺的一生可以说不论是与在家的李叔同,或是出家后的弘一法师都息息相关,作为弘一大师最出名的学生,丰子恺的艺术成就超乎凡响。丰子恺16岁时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遇见了自己一生的恩师李叔同先生。在当时还有时任校长的经亨颐,和夏丏尊等老师。李叔同对年轻的丰子恺照顾有加,悉心指导,并且鼓励他走上艺术的道路。李叔同出家前夕,曾将自己不用的俗物赠送给丰子恺等学生。1927年,弘一法师回到上海,在丰子恺处暂住了一个月,并于1927年,丰子恺的农历生日,在“缘缘堂”中正式为丰子恺三皈依,丰子恺成为了居士,并在这之后与弘一大师共同编绘《护生画集》。1942年10月,当丰子恺收到弘一法师圆寂的消息之后,沉默悲伤,而后发愿为弘一法师画像一百幅。丰子恺一生侍奉弘一法师时间跨度最长,长时间的相处,已经使得丰子恺的人格、品行乃至艺术不断受到熏染,最终成就了一位成绩卓越的艺术家和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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