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节令膳碗探考
日期：2021-08-11 14:15:43 来源：中贸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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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景德镇御窑厂成组烧造过八款制式相同、纹样各异的节令膳碗。本文通过梳理清宫瓷器档案，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照实物，详细探考这类节令膳碗的创烧背景、具体样貌、生产使用情况及后世仿作等内容。清朝定鼎北京后，为稳固加强自身统治，十分注重对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清初顺治、康熙二帝在维护专制统治核心利益不受损害和坚持“满化意识”的前提下，极力接纳吸收汉文化，以此来赢得广大汉族民众的好感与认同。除了沿袭前明的礼仪典制，不少有着悠久传统的汉人风俗也同样加以保留，与满洲旧俗一道构成清宫特有的习俗文化，节令习俗即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清一代，除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1要举行隆重庆典外，其他四时节令宫中也会开展相应的庆祝或纪念活动，并配有专门所使的器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景德镇御窑厂就曾为御膳房烧造了八款制式相同、纹样各异、分别在不同节令使用的膳碗（图1），饶富意趣。本文通过梳理清宫档案，结合实物对照，试就这类节令膳碗的具体样貌、生产使用情况及后世仿作等内容加以详细探考。膳碗，顾名思义，是皇帝用膳时盛放膳食的碗。清宫御茶膳房每年需要配备大量餐饮用瓷，且器用规格十分讲究，不同尺寸其用途也不相同。以碗类而言，口径11.5 厘米左右的为茶碗，13.5 厘米左右的为汤碗，15 厘米左右的才是膳碗2。清宫膳碗延续了明代宫碗的经典式样，撇口，深弧腹，圈足，造型端庄稳重。与宫中其他膳碗的不同之处在于，节令膳碗因装饰纹样具有浓郁的节令特征，基本只在每年相应的节令之日才会使用，故更显珍贵。清宫节令膳碗是在乾隆初年洋彩瓷器烧造最为兴盛的时期应运而生的。洋彩创烧并成熟于雍正年间，但留存至今的典型雍正洋彩器物数量并不太多。乾隆帝即位伊始，唐英由御窑厂驻厂协理升任淮安关监督，自此一连三年未曾重返景德镇，直到乾隆四年改任九江关监督后，才得以每年春秋两季亲至御窑厂巡视监督窑务，每次停留半月左右时间。然而，与担任驻厂协理时可以始终全身心管理陶政不同，平时在九江处理政务的唐英对远在三百里外的御窑厂大小事务难免鞭长莫及，加之乾隆五年时任驻厂协理、监造催总默尔森额抱病耽工，以致乾隆六年四、五月间，乾隆帝连续两次下旨朱批，责怪御窑厂所进大运瓷器质量粗糙不佳，远逊于雍正年间制品3。皇帝的不满令唐英“不胜战栗悚惶”，由是其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对御窑瓷器生产的监督指导工作中去。也正是从乾隆六年开始，洋彩瓷器的烧造迅速达到一个高峰，一批批色彩艳丽、工艺精绝的洋彩制品被源源不断从景德镇呈送到宫中，受到乾隆帝的宝爱珍视。在御窑厂持续为内府所造器类丰富、华丽夺目的彩瓷中，有一类锦上添花（即轧道）四围（四团，即开光，亦有二团）画山水的汤碗、膳碗、杯盘，其外壁装饰式样一定程度上可视作节令膳碗的创作灵感来源。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清档》）对这类洋彩制品的生产制作有着详细记载：乾隆七年八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洋漆收小翠地锦上添花冬青玲珑夹宣花瓶等六十九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照青花白地里外穿枝莲膳碗大小、款式，其花样照锦上添花山水汤碗花样烧造，再窑上有好花样亦照膳碗款式烧造…… 4乾隆七年九月初十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围画山水磁碗一件，传旨：着照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围画山水碗上山水花样做杯盘，其杯做有耳杯，托盘或圆形、或葵瓣形，先做木胎杯盘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做得木胎画四围山水海棠式杯盘纸样一张、画二团山水双耳杯样一件、画四团山水海棠式杯盘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将此样交唐英照样烧造，其胎骨要薄些。钦此。于十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做得锦上添花杯盘木样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交唐英照样烧造，其胎骨要薄些。钦此。5（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烧造得……锦上天（添）花四团圆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葵瓣式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海棠式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膳碗十二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着照红地四团锦上添花膳碗，将黄地锦上添花膳碗烧造些，其红地锦上添花膳碗仍烧造，再红地锦上添花圆杯盘、葵花式杯盘、海棠式杯盘亦仍烧造。照此三样杯盘，将黄地、天青地锦上添花杯盘各烧造些，青花白地杯盘亦烧造。杯盘俱要成对。……6（乾隆八年）五月十七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锦上添花三色杯盘十八副（计三十六件）……锦上添花三色膳碗二十六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7《清档》记录的这些洋彩瓷器如今基本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 2 至图 6）8，其中红、黄、蓝（天青）三种色地的锦上添花膳碗，其器型和外壁装饰风格与节令膳碗尤为相像。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碗心绘洋彩如意头状图案花（图 7，此品种嘉道两朝亦有烧造，但不见天青色地制品），而后者的碗心和内壁则均绘有青花纹样。图 2 清乾隆 红地锦上添花汤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 3 清乾隆 红地锦上添花圆杯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 4 清乾隆 红地锦上添花海棠式杯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 5 清乾隆 黄地锦上添花海棠式杯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 6 清乾隆 色地锦上添花膳碗三只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同样在乾隆八年，《清档》中出现了关于节令膳碗的最早记载：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御用青花白地膳碗一件，传旨：着交唐英烧造，其碗大小、厚薄、深浅、款式俱照此膳碗。外面俱烧五彩各色地杖，花样各按时令分别吉祥花样，碗内仍照外面花样，俱要青花白地。年节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万寿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九月九用重阳菊花之类，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花样烧造，五彩要各色地杖，每十件地杖要一色，按节每样先烧造十件。钦此。于乾隆九年五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烧造得艾叶灵符膳碗十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9关于档案中提到的“御用青花白地膳碗”系何品种，一件近年出现在国内拍卖市场、署有“乾隆九年内发造节令膳碗原样存厂记”十六字四行楷书款的青花碗（图 8）提供了线索。该碗原流传于日本10，其器型、尺寸、纹饰完全模仿一款清宫旧藏、两岸故宫均有收贮的明永乐青花内莲塘外缠枝花卉纹碗（图 9）11，仅有的不同之处是将永乐碗外底的朵花样款改为文字。此式碗明宣德时期也有烧造，惟口径稍大12 。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清宫档案称此品种为“葫芦花（磁）膳碗”13，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仍藏有数十件嘉庆朝制品（文物号“故 00161163”三十件、“故 00225964”一件）14，道光朝制品在拍卖市场上亦时有出现。尽管该品种署乾隆款者较为罕见，但考虑传世多有乾嘉道三朝延烧的瓷器品类，故当时同样应有生产。乾隆三十三年，内府曾从库贮的三等乾隆年款瓷器中拣选出万余件“毛边”“吊（掉）釉”等品质有缺陷者以备赏用，内有“青花葫芦碗二十件”15，或即为同一品种。结合档案记载可以推判，乾隆八年年底时，内府将这样一件乾隆帝御用的青花膳碗下发到景德镇，作为烧造节令膳碗的器型标准。由于实物瓷样须交还宫中，所以御窑厂工匠照样仿烧了一件，然后以之为标准制式进行烧造。八款节令膳碗的器型与装饰风格一致，均为内青花外洋彩轧道开光，惟色地不尽相同，纹样则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御窑厂烧造的青花和彩瓷品种均按照内府下发的画样绘制纹饰，节令膳碗的画样虽不见于档案记载，但也不应例外。下面按照一年之中的节令顺序，依次对这八款膳碗加以简要介绍。外壁黄地，三开光内各绘一只山羊，或卧、或行、或回首伫立，其旁均有一棵盛开的梅树。开光之间以蓝彩绘一只青花花瓶，内插折枝月季和一枝挂有磬的戟，寓意吉庆长春。花瓶旁置有锦袋、石榴、如意、双扣金钏等祥瑞物品，不同开光内的梅花和开光间的月季、锦袋、灵芝以及系磬和锦袋上的飘带施以不同色彩。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花卉，结有梅、灵芝、枇杷等花果，并于枝头分别挂鱼、灵芝、磬、石榴和桃，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三只山羊聚于梅树之下，合“三阳开泰”之意。年节为一年之首，三阳开泰喻指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这款膳碗因契合主题需要，外壁为三开光，而其他各款外壁均为四开光。2.上元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之五谷丰登（图 11）外壁胭脂红地，四开光内分别绘各式瓶、灯笼及盒、香炉、如意、磬、花插、双扣金钏、带扣、佛手、桃等文房清供，瓶中插有麦穗。开光之间均绘上大下小两株洋莲，上为正视状，下为侧视状。内壁等距绘四个不同样式的灯笼，碗心青花双圈内绘八方图案纹样，正向四面出盆花、麦穗，斜向四面出灵芝头、花蝶，整体呈对称排列。内外皆绘的麦穗代表丰收的谷物，与灯笼相组合，寓意五谷丰登。图 11 清道光 五谷丰登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3.端阳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之艾叶灵符（图 12）外壁胭脂红地，四开光内分别绘菊、月季、牡丹、桃、石榴、枇杷等花果，其中两个开光内绘有灵符。开光之间绘上大下小两株洋花，设色各有不同。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花卉，亦结有梅、牡丹、灵芝、艾叶、石榴等花果，其中一组绘有灵符。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一大花篮，从中伸展出各种花果和密布的艾叶，花篮旁绘有一组三件灵符。图 12 清道光 艾叶灵符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外壁蓝地，四开光内分别绘仕女焚香、织女、亭台赏夜和牛郎图像，焚香、赏夜两图均绘有七颗星星，代表夜晚，织女与骑牛的牛郎脚下绘有数只飞舞的喜鹊，周边祥云缭绕，开光之间亦绘各色祥云。内壁等距绘四组祥云，每组三片，均为中间大两侧小，呈灵芝状，每组祥云间各绘一只喜鹊。碗心青花双圈内绘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图，喜鹊、祥云、星斗等要素俱全，与外壁开光内图像相呼应。值得一提的是，清宫档案中将此类色地均称作“翠地”。图 13 清道光 鹊桥仙渡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外壁黄地，四开光内均绘菊、月季、灵芝等各色花卉。开光之间绘折枝花卉，上结两枚寿桃，下连飘带卍字，底端绘波涛海水纹。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月季、灵芝，碗心青花双圈内绘海浪寿石，灵芝遍生，空中飞舞着飘带卍字。整器纹饰象征寿山福海，寓意万寿无疆。乾隆帝生日是八月十三，嘉庆帝生日是十月初六，道光帝生日是八月初十，因此这款膳碗的使用时间并不固定，须视在位皇帝的生辰而定。图 14 清道光 万寿无疆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外壁粉红地，四开光内绘不同姿态的桂树、桂花，开光之间绘各色洋莲，均为上大下小。内壁等距绘梅、菊、月季等四组折枝花卉，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一棵桂树，枝繁叶茂，树下有一只兔子正在草丛洞石间嬉戏。这款膳碗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外壁开光的边缘系以胭脂水彩绘就，而其他膳碗的开光边缘均绘以金彩。图 15 清道光 丹桂飘香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外壁蓝地，四开光内绘红、粉、黄、白等各色菊花，开光之间均绘上大下小两株洋菊，颜色各异。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菊花，碗心青花双圈内亦绘菊花和月季花。图 16 清道光 重阳菊花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外壁黄地，四开光内分别绘桃、莲、菊、月季、牡丹、百合、玉兰等各种花卉，开光之间绘两株洋莲，上边一株的顶端生出灵芝。内壁等距绘梅、莲、菊等四组折枝花卉，每组均缠以卍字飘带。这款膳碗用于平时一般节日，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他膳碗外壁的轧道都是暗刻上去的，只有这款的轧道系用笔描画而成。图 17 清道光 万花献瑞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值得一提的是，端阳节艾叶灵符膳碗在清宫档案中始终称为“青花白地”，如果与其他几款的名称保持格式一致的话，则应该也称“红地”。关于这款膳碗，呼应前文所引档案，在乾隆九年《清档》中还见有这样一条记载：
五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艾叶灵符膳碗十件……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其端阳节艾叶灵符膳碗嗣后不必烧造。钦此。16这里无法确知乾隆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批烧成的十件艾叶灵符膳碗究竟是何样貌？是否已经与现在所见到的这一品种纹饰相同？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乾隆帝当时下旨“嗣后不必烧造”，但这一旨意并没有被永久执行下去，否则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成套节令膳碗了。如前所述，虽然乾隆帝曾于乾隆九年叫停了艾叶灵符膳碗的烧造，但当时是否影响到此后其他节令膳碗的生产，档案里并未明确记载。能够确定的是，乾嘉道三朝均烧有八款成套的节令膳碗，其中道光朝制品的数量远远多于乾隆、嘉庆两朝。乾隆朝节令膳碗可能只在乾隆二十一年或稍早集中烧造过一次，八款膳碗各烧了十件。在乾隆二十一年十月立的《御膳房铜磁珐琅玻璃底档》中，这八款膳碗的名称分别为万寿无疆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三阳开泰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五谷丰登洋彩红地珐琅磁碗、万花献瑞洋彩黄地珐琅磁碗、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碗、鹊桥仙渡洋彩翠地珐琅磁碗、丹桂飘香洋彩粉红地珐琅磁碗和重阳菊花洋彩翠地珐琅磁碗，每款均为十件17。同年十一月立的《康熙款雍正款乾隆款金银玉器铜磁珐琅玻璃旧窑磁器漆皮竹木膳单垫单各样磁器察过旧存新收共用底档》中，这八款膳碗被列入“新收”部分 18，可知应距烧造入存不久。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御膳房铜磁珐琅玻璃等样器皿底档》每十年一重立，在乾隆三十八年 19、四十八年20、五十八年21 的档案中，这八款膳碗的数量一直是每款十件。乾隆帝驾崩后，嘉庆四年又重立了一次，依然是每款十件21。因此，终乾隆一朝，每款膳碗或许都只烧造了十件而已，且由此可以推判，乾隆九年五月以后，除艾叶灵符膳碗外的其他膳碗可能并未持续跟进生产。至于乾隆二十一年或之前一段时间为何重新进行烧造，目前还无法从档案记载中找到答案。如今乾隆朝制品存世数量极少，这可能与其本身烧造数量就少有很大关系（图 18、图 19）。图 18 清乾隆 三阳开泰膳碗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嘉庆十一年，节令膳碗被纳入大运瓷器行列，内府要求御窑厂每年为御茶膳房烧造三阳开泰珐琅大磁碗（即前述三阳开泰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万寿无疆珐琅磁碗、五谷丰登磁珐琅膳碗、艾叶灵符磁珐琅膳碗、丹桂飘香磁珐琅膳碗、重阳菊花磁珐琅膳碗、万花献瑞磁珐琅膳碗、鹊桥仙渡磁珐琅膳碗各十件23，结果只连续烧造了嘉庆十二24、十三25两年，每款共计二十件。从嘉庆十四年开始，由于已有数量足敷应用，节令膳碗全部改烧大运瓷器其他品种——三阳开泰膳碗改为里白外霁红釉五寸碗，万寿无疆膳碗改为五彩龙凤碗，五谷丰登膳碗改为青花缠枝莲纹五寸盘，艾叶灵符膳碗改为里白外黄釉五寸盘，丹桂飘香膳碗改为霁红花白里四号磁碗，重阳菊花膳碗改为白里外黄釉四号磁碗，万花献瑞膳碗改为黄釉绿彩龙凤小碗，鹊桥仙渡膳碗改为绿彩龙纹五寸盘26。在嘉庆十四年重立的《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乾隆朝制品除三阳开泰膳碗的数量变为九件外，其余七款仍为十件27，嘉庆朝制品则每款二十件28图 2029、图 2130）。此外，嘉庆帝驾崩后，道光元年重立《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其中乾隆朝制品31和嘉庆朝其他品种的数量与嘉庆十四年时一致，只是出现了嘉庆款“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大碗十件”和“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碗三十件”两处不同32。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在嘉庆十四年到二十五年期间，这两个品种各传办烧造过十件。节令膳碗的常规尺寸都是口径 15 厘米左右，而传世也的确见有这类口径 18.5 厘米左右、纹饰与艾叶灵符膳碗完全相同的嘉庆艾叶灵符大碗（图22）33。图 22 清嘉庆 艾叶灵符大碗 日本九州中国陶瓷美术馆旧藏道光朝节令膳碗烧造数量最多，其间数量变更也相对最频繁，概括来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变化：道光元年正月，广储司瓷库知照九江关监督，提及御膳房应用八款膳碗各十件，要求次年五月之前烧造完竣34，结果这批瓷器于当年十二月即解交进京35。同月，瓷库又要求为内茶膳房照样加细烧造五谷丰登、丹桂飘香、艾叶灵符、鹊桥仙渡、万寿无疆和三阳开泰膳碗各十件36。道光二年二月，大运瓷器改烧样数，要求御茶膳房应用八款膳碗“每样烧造十数件”37。从后来道光十年的档案可以得知，道光二年至十年，八款膳碗每年的烧造数量均为十二件38。道光十年十二月，大运瓷器再度减烧数量、改烧花样。从道光十一年开始，八款膳碗均改为每年各烧造八件39。但此后不知是在某一年集中还是在不同年份里陆续停烧了五谷丰登、艾叶灵符、万寿无疆三款膳碗，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乎没有记载。道光二十七年五、六月间，由于瓷库存贮瓷器历年积存渐多，内务府奏请减烧。此时只剩三阳开泰、鹊桥仙渡、丹桂飘香、重阳菊花和万花献瑞五款膳碗还在继续烧造 40。道光二十八年，道光帝亲笔勾除了大运瓷器黄册中的最后这五款膳碗，谕命从当年开始“永停烧造”。不过此时五款膳碗每年的应烧造数量均为六件 41，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由八件改为六件的，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乎也没有体现。从道光十三年开始，《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记录的部分乾隆和嘉庆朝节令膳碗开始出现存放地点与数量上的变化42。就存放地点而言，某些品种后边标注了“宫”（即皇宫）现存几件、“园”（即圆明园）现存几件；就数量而言，道光十三年与二十三年 43的记载一致，咸丰十一年（《御膳房库收存铜瓷珐琅器皿册》）44 与同治三年（《铜瓷珐琅铜锡器账》）45 的记载一致，而咸丰十一年与道光二十三年相比，多款膳碗数量锐减甚至消失，详见下表（表二）：短短不到二十年间损失如此之大，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对圆明园的两次劫掠和焚毁。火烧圆明园后不到一个月，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遵咸丰帝谕命，在《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摺》中将圆明园“两次被抢、被焚情形详细察访具奏”，其中提到“器皿库五座内存装修、什物、零星木植、灯只等件抢掠不齐”46。尽管在此前后瑞常、宝鋆、文祥特别是胜保等大臣多次追缴、查收、搜获圆明园失物且缮明清单奏报，但却并未见有关于节令膳碗的明确记载 47。之所以说圆明园可能是清宫节令膳碗大量流散的地方，是因为被毁前的圆明园在清代皇帝心目中占据着特殊位置。据郭黛姮教授统计，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几乎每年都要在圆明园长驻，其中尤以道光帝在园时间最久。不计道光元年、二年（宫中居丧）和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驾崩）这三个年份，从道光三年到二十九年，道光帝平均每年驻园时间达 260.1 天，而在紫禁城居住的时间只有 90.9 天。一般来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正月上辛郊礼（即祈谷礼）前后清帝就入驻圆明园，直到入冬阴历十月甚至十一月才回宫48。由此可见，除了年节和一些寻常时节外，多款节令膳碗都需要在圆明园中使用，因此很可能大量存贮在这里，并最终于庚申浩劫中损毁佚失殆尽。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节令膳碗特别是道光朝制品历年来烧造颇多，可如今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却数量很少，属于清宫旧藏的更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节令膳碗主要在不同节令之日供皇帝用膳时使用，此外亦间或用于赏赐宗室女眷。保存至今的清宫膳事档案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其中御膳房《膳单》（用后留存者称《膳底档》）不仅详细记录了皇帝每天的膳品、食制和用膳时间、地点等信息，还明确提及每餐所用的膳具49。这些资料如今全部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除少数乾隆朝档案曾在一些专题性档案汇编中有所披露外，绝大部分尚未正式发表。不过，管中窥豹，通过已经出版的不同年份的《膳底档》，我们可以对节令膳碗的具体功用和使用规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下面按照时间顺序，从已发表档案中撷取与节令膳碗相关的内容并加以归纳总结。尽管以上只是个别年份的部分《膳底档》，且收录日期并不齐全，但好在八款膳碗均有涉及，从中至少可以窥知乾隆年间节令膳碗的一些使用情况。要言之有以下几点：（1）节令膳碗一般只用于盛放早晚两次正餐的主食和汤品，每餐少则一品，多则可达五品，而并不用于盛放菜肴。有的年份如乾隆五十三年的万寿节，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内于正午时分（稍早于平时的晚膳时间）大摆“万岁爷大宴”，据《膳底档》记载，乾隆帝的四品汤膳系置于一对小填漆宴盒中送进，一盒盛放两品膳，一盒盛放两品汤，并未明确提及膳碗。嫔妃等位的一膳一汤虽有“位分碗”的字样 51，但很可能指的是不同等级的铺宫用瓷 52。不过，在承应戏完毕转宴时，又记载先从乾隆帝面前的汤膳碗转起53，因此应该还是使用了万寿无疆膳碗，只不过没有明确记录出来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前文所述，清宫以口径大小为依据，对汤碗和膳碗的区分界定很清楚，但在《膳底档》中却体现不出二者之间的不同，而是统一称为汤膳碗。（2）节令膳碗并非完全只限于在节令之日当天使用。虽然可以用来作统计的样本数量较少，致使可资推判的依据不足，得出的结论未必具有普遍性和绝对准确，但凭藉前文所引的档案仍然可以获知，乾隆朝在上元节、万寿节、中秋节的前后一天也都会使用该节令的相应膳碗（其中中秋节前一天因恰是万寿节后一天，所以仍使用万寿无疆膳碗），而每年的年节甚至提前两天就会使用三阳开泰膳碗（参见乾隆四十八年《膳底档》）。寻常珐琅碗（即万花献瑞膳碗）的使用则没有太多规律可循。（3）节令膳碗一般总会与金碗盖（偶尔记作金钟盖）配套使用，应该是作保温之用。这种瓷碗配金盖的组合模式明代时已有，如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青花云龙纹钟（即高足碗）54、北京昌平万历帝定陵出土的青花缠枝花卉纹碗55 和玉碗56等都配有金盖。相比盛放菜肴的其他盘碗都不见金碗盖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节令膳碗所得到的特殊待遇。（4）前文所引不同年份《膳底档》的具体时间，乾隆三十年分别发生在紫禁城和乾隆帝第四次南巡途中，四十年和四十四年在热河行宫，四十五年在第五次南巡途中，四十八年分别在紫禁城和热河行宫，五十三年在热河行宫。由此可知，即使是在皇帝外出巡游期间，节令膳碗也会由御茶膳房太监携带随行，以备期间各节令之日使用。当然，由于乾隆帝历次南巡、秋狝等活动的时间基本固定，所以节令膳碗应该主要还是收贮于紫禁城、圆明园和热河行宫内。虽然本文未能查到乾隆帝驻跸圆明园期间的《膳底档》，但前面关于园内大量存贮节令膳碗（主要指道光朝制品）的推测大致不会有差。与零星刊布的乾隆朝《御茶膳房》档案不同，嘉道两朝膳事档案至今未见系列发表，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学者的相关介绍略窥一二。如原辽宁省档案局（馆）长孙成德先生 57、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苑洪琪女士58都曾撰文提及，嘉庆四年元旦（孙文为除夕），首领太监将两件三阳开泰膳碗（一件盛放六个素馅饺子，另一件盛放“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各一枚）放在大吉宝案的“吉”字上，请“万岁爷进煮饺子”后，嘉庆帝才能独自一人食用。这一记叙与乾隆四十八年年节乾隆帝早点进食煮饽饽的记载相符，显示出清宫膳制的延续性。此外，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敬事房一次性传用一千一百八十六件各色盘碗钟碟，内有红地艾叶苓（灵）符碗卄（即二十）件、黄地三阳开泰碗卄件、五谷丰登碗卄件等59。这一天同治帝奉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幸淑芳斋并侍午膳60，传用大量瓷器或许与此有关。不过，由于同治朝已不再烧造节令膳碗，以这几款碗有很大可能为道光朝制品。个别品种的节令膳碗曾在嘉道年间用于赏赐宗室女眷，见诸档案记载的有如下几次：（1）嘉庆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时任九江关监督德泰的岁例贡御进单中记有“五谷丰登洋红地洋彩膳碗”一项共二十件，其上标注“赏皇后、等位公主、福晋”61。这批膳碗应该是专门用于赏赐而烧制的，没有记入御茶膳房的档案。（2）道光二十一年，道光帝四公主寿安固伦公主下嫁62，陪嫁各色瓶、罐盘、碗、钟、碟瓷器四百件63。参照后来五公主、六公主的陪嫁瓷器清单明细可知，其中应有万花献瑞和鹊桥仙渡两款节令膳碗各若干件。由于四公主和六公主都是固伦公主，且陪嫁瓷器均为四百件，所以很可能与六公主一样，也是陪嫁万花献瑞膳碗八件、鹊桥仙渡膳碗十件。（3）道光二十二年，道光帝五公主寿臧和硕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二百件，其中有万花献瑞和鹊桥仙渡两款膳碗各八件 64。（4）道光二十五年，道光帝六公主寿恩固伦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四百件，其中有万花献瑞膳碗八件、鹊桥仙渡膳碗十件65。公主出嫁选择这两款膳碗作为陪嫁品，应该是由于其纹饰寓意吉庆应景的缘故。当然，鹊桥仙渡膳碗主要还是直观突出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团圆的美好一面，而肯定忽略掉这一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悲剧成分。除了御窑厂烧造的八款标准制式的节令膳碗外，传世还见有一些乾嘉道时期带有鲜明节令膳碗元素的特殊制品，有的属于民窑精细之作，有的则与官窑品质不相上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节令膳碗衍生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彰显出节令膳碗的广泛影响力。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曾仿制过相当数量的节令膳碗，但普遍彩釉粗糙，画工低劣，款识潦草。下面略举数例，对应上述各类情形分别加以介绍：1、内外装饰与重阳菊花膳碗基本相同，底署矾红彩“重阳菊艳”四字二行双框 楷 书 款。此 碗 口 径 18.5厘米，与嘉庆朝艾叶灵符大碗相仿，彩绘艳丽，品质卓绝，具有乾嘉时期风格。（图23）图 23 清乾隆 - 嘉庆 重阳菊艳款重阳菊花碗 私人藏2、 内 外 装 饰、 尺 寸 与艾叶灵符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双圈楷书款。此碗各方面特征均与道光朝制品一般无二，惟底部书康熙寄托款较为少见。（图 24）3、纹饰、尺寸与艾叶灵符膳碗相同，底署矾红彩“艾叶祥符”四字二行双框楷书款。此碗外壁施浅淡的松石绿釉为地，色泽近于湖水绿，别具一格。（图25）4、内外装饰与重阳菊花膳碗相同，底署矾红彩“文甫雅玩”四字二行楷书款。此 式 碗 有 大 小 数 种 尺 寸，均 作 同 样 装 饰。“ 文 甫 雅玩”款一般视作道光时期民窑器，有观点认为“文甫”即 江 西 九 江 人、 道 光 二 十年 进 士 万 青 藜（1821 ？—1883，字文甫），但这一说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图26）5、内外装饰、尺寸与鹊桥仙渡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碗画工、设色粗劣，外壁蓝地色泽过于深暗，轧道刻划不够精细，款识书写潦草，当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仿品。（图 27）图 27 清光绪 - 民国 道光款鹊桥仙渡碗 加拿大大维多利亚美术馆藏6、内外装饰、尺寸与鹊桥仙渡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碗与上碗相似，整体品质粗劣不佳，其款识更具有民国仿款的特征。（图28）内里装饰、尺寸与万花献瑞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碗为标准道光官窑，或因内里青花烧成之后画工、呈色不能满足内廷要求的原因，未被选中继续按照万花献瑞膳碗的制式彩绘烧制，而是在其外壁等距装饰了四个与五谷丰登膳碗内壁相仿的灯笼纹饰，且未描画轧道，然后作为次色品变卖（图 29）。图 29 清道光 道光款万花献瑞（五谷丰登）碗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
道光朝之后，八款节令膳碗不再成组烧制，虽然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生产过一些五谷丰登题材的盘碗，但都不是类似外壁四开光的形式。晚清唯一按八款膳碗原样继承的只有光绪朝传办烧造的三阳开泰碗（图 30）66，不过此时已属于御膳房的常规品种，名称中不再突出膳碗字样，也不再只局限于年节使用。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此品种分别在光绪二十年和三十年烧造过两次，且两次的烧造过程都记录得非常详尽。1、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储秀宫膳房传办一批圆器，其中包括黄地三阳开泰碗四百件（另备用一百二十件），限于次年三月内解交67。结果直到光绪十九年年底，其他品种大多数都有解交，而这一款却是“满欠”，亦即一件也没有交上68。最终正用的四百件69 和备用的一百二十件70 都随光绪二十年大运瓷器一并呈进，瓷库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如数收讫71。这批碗同时还烧有次色变价一千三百五十五件，破损了一千二百三十二件72，每件原制价（相当于成本）银一两六分二厘五毫一丝八忽73。2、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储秀宫膳房为恭备次年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庆典，再度传办大量餐具，其中包括三羊开泰碗五百五十件（另备用一百六十五件）74，限于光绪三十年六月内解京75。由于传办烧造的数量实在过于巨大，九江关未能按时完成任务，故广饶九南道呈明原因，恳请略宽时日，表示可于八月初全部烧成，并从七月十五日起陆续起解进京76，户部也具奏拟请酌减件数77。因时值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与俄国在清廷龙兴之地东北地区交战正酣，慈禧太后为显示自己以国事为重，于七月十九日颁发懿旨，由光绪帝传谕内阁，称因“时局多艰，财用匮乏”，万寿庆典传办瓷器停止烧造78。然而，由于此时御窑厂已烧造完成四万六千余件瓷器，花费甚巨，为能顺利报销，不致广大窑匠辛辛苦苦却空干一场，广饶九南道瑞澂于十一月奏请将这些瓷器解京呈进79。最终其中的三羊开泰碗只烧造了上色一百件80，另有次色变价一百九十五件、破损二百十九81，每件原制价与光绪二十年时一样，仍然为银一两零六分二厘五毫一丝八忽。民国初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派郭葆昌在景德镇烧造洪宪瓷器。期间，郭氏曾借鉴清宫旧藏，将鹊桥仙渡选为居仁堂款瓷器的装饰纹样之一。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写道：“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署‘居仁堂’款的一套餐具，外壁为胭脂紫地轧道开光山水与天河配图，里心绘云鹤七夕图，包括大、中、小、盘、盆、碗、碟、汤盆、酒杯、盅、羹匙等共十三种，其数不全，仅存一百十八件。传说袁世凯曾命人烧制过三套，除自用外，其余分赠了友人。”82 检索故宫博物院官网《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这批居仁堂款餐具的文物号为“新 00194637”四 件、“ 新 00194638” 九 件、“ 新 00194639” 九 件、“ 新 00194640” 八件、“新 00194641”九件、“新 00194642”八件、“新 00194643”四件、“新 00194644”十件、“新 00194645”八件、“新 00194646”八件、“新00194647”九件、“新 00194648”八件、“新 00194649”八件，共一百零二件 83。与鹊桥仙渡膳碗外壁均为蓝地（翠地）不同，这批餐具的外壁作胭脂紫地，此应为郭葆昌的变动之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亦藏有相同制品（图 31）84。图 31 民国 鹊桥仙渡盘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清宫节令膳碗工艺精良，色彩艳丽，充满视觉上的美感，雅俗共赏，喜闻乐见，因此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赢得了中外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青睐与赞誉。原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藏品主任刘明倩女士在其《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一书中记载：“……至于乾隆以后的中国工艺，维多利亚时代（注：指 1837—1901 年）人士颇为喜爱一种道光时期的内青花、外珐琅彩开光碗，称为‘圆章碗’，因为碗上的开光都是圆形的，很像欧洲的铜质徽章，19 世纪下半叶的藏家总会买上一两件……英国藏家康士坦汀·埃安耐迪斯（Constantine Ionides，1833—1900）家中的照片，两张‘圆章碗’清晰可辨。埃氏的账簿记录是 1896 年买的，每件 6 英镑。”85 除了“圆章碗”的称谓，西方人还喜欢称节令膳碗为“北京碗”。1896 年时，1 英镑约合清朝白银 6.25 两，相当于埃安耐迪斯的每件节令膳碗花费了 37.5 两白银。1938 年，亲身参与过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工作的余戟门在其增补邵蛰民《古今瓷器源流考》所作的“器式”一章中也曾提及节令膳碗：“……（道光）……其最有名之光子碗（即锦地开光），质地、式样、画法均远不如乾代……”86。由于烧造数量本身有限，乾隆朝和嘉庆朝节令膳碗如今已存世无多，不过道光朝制品因几乎年年例烧，所以海外公私收藏机构不乏成套或将近成套庋藏者，如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也开始着力收集这一品类。作为道光朝同时期艺术性、观赏性均属上乘的官窑品种，又有一定存世数量，相信节令膳碗在将来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喜爱，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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